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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最早可追溯于石、木、陶器、青銅、棕櫚樹葉、骨、白樺樹皮等物上的銘刻。將紙莎草用于寫字，對書籍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約在公元前30世紀，埃及紙草書卷的出現，是最早的埃及書籍雛形。紙草書卷比蘇美爾、巴比倫、亞述和赫梯人的泥版書更接近于現代書籍的概念。
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書是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用紙莎草紙所制的書。到公元1世紀時希臘和羅馬用動物的皮來記錄國家的法律、歷史等重要內容，和中國商朝時期的甲骨文一樣都是古代書籍的重要形式。在印刷術發明之前書的拷貝都是由手工完成，其成本與人工都相當高。
擴展資料：
書籍的作用
從書籍的產生和發展過程我們了解，書籍逐漸的發展到輕便、歷久，易于記載、復制文字和圖畫的材料上，通過不斷完善的技術方法，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流傳和保存信息，具有宣告、闡述、貯存與傳播思想文化的功能。
書籍是人類進步和文明的重要標志之一。跨入20世紀，書籍已消滲成為傳播知識、科學技術和保存文化的主要之一。隨著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地發展，傳播知識信息手段，除了書籍、報刊外，其他也逐漸產生和發展起來。
但書籍的作用，是其他傳播或手段所不能代替的。在當代，無論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書籍仍然是促進侍棗社會政治、拿談脊經濟、文化發展必不可少的重要傳播。
古代兄御沒有紙，最早的文字是寫在竹簡、木板上，后來有帛之后也可在上面寫字，在紙上寫字就更晚了，所以那時的書就是指用繩子捆扎的上有文字的竹簡或木板冊，早期書字也就像繩子捆扎的竹簡，現在的“書”字也是這樣演化來的。
圖書是記錄語言的，語言是用文字表達的。沒有文字就不可能有書。
文字的起源：在遠古時候，文字還沒有產生，人們只能依靠語言來表達思想，傳達消息。但是聲音不能傳得很遠，也不能保存和記錄下來。人們需要交流思想，需要積累和傳播知識。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只有靠口傳記憶了，可是，時間長了，事情多了，就會忘記，就會記錯，那怎么辦呢？我們的祖先為了補救這個缺陷，曾經創造了許多幫助記憶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用實物來喚起記憶，這就流行了“結繩記事”、“刻木記事”和“堆石記事”等等各種方法。
“結繩記事”，就是在繩子上打結，用結子的大小、多少和位置來表示不同的意義。現在，這種記事方法在漢族中已絕跡了，可是在我國兄弟民頌顫族中，如云南的僳僳族、哈尼族，臺灣的高山族，都還有這種結繩記事的習慣。
除了結繩，刻木記事也非常流行，就是在木頭上刻上許多不同的符號來表示不同的事野塵敗物。這種結繩和刻木是幫助回憶記事的符號，是書的前身，但還不算文字，如果要說“文字”，就是以后發展起來的“圖畫文字”。
我們的祖先把從事生產勞動，與周圍環境有著密切關系的事物畫在他們所居住的洞穴壁上。在我國周口店山頂洞以及法國、西班牙的深山古洞中，都發現和留存著舊石器時代人所繪的畫，這些畫畫得很逼真，使人一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后來，就慢慢地只用幾根線條來組成一個大概形似的輪廓，把原來復雜細致精確的圖畫，簡化為一定形式的圖案符號，使人們看到這個符號，就能知道代表什么事物，這么一來，這些簡化的原始文字符號就和語言有了意象關系。以后就逐漸地用它來代替語言表達思想，進而交流經驗、傳播知識，這樣，便出現了原始的圖畫文字。這種圖畫文字，起初是很不統一的。
有繁有簡，后來就有人進行整理、統一、簡化，也使書寫方便了。當時，整理創造文字的人很多，這里要說的就是傳說的倉頡造字。我國古代曾有這樣的記載，說倉頡長有4只眼睛，非常聰明，生下來就會字。他上觀日月星辰，下看山川鳥獸，倉頡就根據它們的形象，創造出文字來。但是話又說回來，歷史上是否真有倉頡這個人呢，這就很難說了，這都是根據傳說和古書的記載流傳下來的。不過，說它長有4只眼睛，文字是他一人創造，這是不符合事實的。因為文字是勞動人民經過長期的社會生活共同創造的，倉頡只不過對文字進行搜集和整理罷了。
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代后期，就出現了有關占卜吉兇的書。當時紙尚未發明，人們就地取材，以龜甲和獸骨為記錄材料，把占卜的內容刻在龜甲或獸骨上，這就是最早的圖書---甲骨的書。
我國最早的書還有“簡策”、“版犢”、“帛書”。用竹做的”稱“簡策”。把竹筒破成一條條又窄又平的細分簽，就可用筆在上面寫字，當紙使用。一條竹簽叫“簡”，許多條竹簽連結在一起叫“策”。“簡策”最早出現在南朝中葉。
用木頭做的書稱“版牘”。把樹鋸成若干段，再將段鋸成薄片就叫“版”，在“版”上寫字后，就叫牘。把薄片編起來，就是“版牘”。“帛書”是寫在絲織品帛上的書。
甲骨的書
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代后期，禪握就出現了有關占卜吉兇的書。當時紙尚未發明，人們就地取材，以龜甲和獸骨為記錄材料，把占卜的內容刻在龜甲或獸骨上，這就是最早的圖書---甲骨的書。
甲骨文的內容，即卜辭涉及很廣，有天象，如日蝕、月蝕、晴、雨、風、雪等；有定期的預測，如卜旬、卜夕等；有預測即將發生的事件，如旅行外出、漁獵和戰爭，有生、死、病、夢等人事的休咎及對祖先、神靈的祭祀。前中央研究所在發掘中曾獲一大龜甲，上邊刻有：“丁酉雨，至于甲寅，旬又八日，九月。”這說明九月自丁酉至甲寅，連續下雨18天。又武丁時期的一條卜辭上記載： “翌戊午，焚擒?
戊午卜，?貞：我狩?，擒?之日狩，允擒虎一、鹿四十、狐百六十四、麑五十九。”
這條卜辭的意思是：第二天戊午，能否焚樹林擒獲野獸。戊午這一天占卜，史官?問道：“商王在?這地方去打獵，能否擒獲野獸?于是這一天就去打獵，結果擒獲1頭虎、40頭鹿、164頭狐、59頭小鹿。”這是一篇有關田獵活動的文獻。
青銅器上的飾紋
青銅器上常有平雕的各種不同的花紋、浮雕、半浮雕的各種裝飾，它具備特有的歷史面貌和時代風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工藝美術特征。
青銅器的藝術裝飾大迅困多采用動物的形象，自然界中的動物，其中有許多與人類的生產、生活關系極為密切。如：魚、蛙、龜、蠶、羊、牛、象、鳥等。
在各種動物紋樣中，最具特色的是獸面紋，流行于商代及西周早期。這種動物飾紋的重要特點是：眼睛巨大，凝視，大嘴咧開，口中有獠牙或鋸齒形牙，額上有一對立耳或大犄角，并有一對鋒利爪子。這種形象以表現動物的頭部特征為主。這類飾紋舊稱饕餮紋。據古代神話傳說，饕餮是神人縉云氏的一個“不才子”。它非常貪吃人類，吃到把人塞在口中，但無法咽下去，終于害了自己，變成了有頭無軀的怪物。古代儒生說，周朝鼎中有這種飾紋，其目的是讓人們知道因果報應的道理。宋代學者把這種表現動物頭部的紋物稱之為饕餮紋，一直沿用至今。
石頭的書
在古代，石頭也用來作書寫材料，甚至將整篇作品或整部著作刻于石上。
由于刻石的興起，出現了拓印枝術。石面上所刻的字，都是正面凹入，可先將一張薄紙用礬及白芨水浸泡，貼在刻石的表面；以軟刷將紙刷勻，再輕輕捶打，將紙嵌入銘文的筆劃之內，待紙干后，以細布包裹棉花做成的拓包，蘸以墨汁，將它在紙上均勻捶拓，將紙剝下來，便得到相同的復本。這一操作過程叫“拓”，用墨汁者稱墨拓，用紅顏料者謂朱拓，單張叫拓片，裝連起來叫拓本。
從《舊唐書·職官志》《新唐書·百官志》的記載中可以得知，唐代宮廷中還有專司拓印的“搨書手”。 拓印技術源遠流長，千余年來一直是一種文獻復制技術。拓本成為一種圖書類型，后期的主要作用已不再是傳播知識，而是書法藝術借以流傳的一種特殊類型的圖書。書法愛好者可從拓本中掌握古代著名書法家的技法和藝術。
簡牘的書
在紙發明以前，簡牘是我國書籍的最主要形式，對后世書籍制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直到今日，有關圖書的名詞術語、書寫格式及寫作方法，依然承襲了簡牘時期形成的傳統。
簡牘是對我國古代遺存下來的寫有文字的竹簡與木牘的概稱。用竹片寫的書稱“簡策”，用木版（也作“板”）寫的叫“版牘”。超過100字的長文，就寫在簡策上，不到100字的短文，便寫在木版上。寫在木版上賀昌慶的文字大多數是有關文書、戶籍、告示、信札、遣冊及圖畫。由于文字內容有異，其稱謂有別，如軍事的文書叫“檄”；用于告示者稱之“榜”；將信寫于木版，然后再加一版叫作“檢”。在檢上寫寄信人和收信人的姓名、地址叫作“署”---這是信封的起源。然后將兩版合好捆扎，在打結的地方涂上粘土，蓋上陰文印章，在粘土上出現凸起的字，這就是“封”，使用的粘土叫“封泥”。由于寫信的木版，通常只有一尺長，故信函又叫“尺牘”。箋是古代一種短小的簡牘，是供讀書者隨時注釋的，它系在相應的簡以備參考之用。現在人們所說的箋注就是起源于此。從策、簡、籍、簿、箋、札、檢、槧等從竹、木字形上，都反映出簡牘的制成材料。
用于簡牘的書寫有筆、墨、刀、削。簡牘上的文字用筆墨書寫，刀的主要用途是修改錯誤的文字，并非用于刻字。先秦簡牘，多用古文、篆文，秦始皇統一中國后，通行隸書，字體變圓為方，于是公文、信函多用隸書。
簡是古代書籍的基本單位，相當于現在的一頁。
一枚簡牘稱為簡，常寫一行直書文字。字數較多的，寫在數簡上，編連在一起，稱之“冊”。長篇文字內容成為一個單位的，叫作“篇”。一“篇”可能含有數“冊”。至于簡牘“卷”的稱謂，還存在分歧。勞干認為，居延廣地南部“候兵物冊”共77簡，以麻繩編之，如竹簾狀，可以舒卷，故“簡編則為冊，卷則為卷”。陳盤指出：孔安國《古文尚書》序中有云：“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陳以為此處既曰篇，又曰卷，據此可證明一篇或數篇可為一卷。
縑帛的書
竹簡雖然廉價，制作方便，但這種笨重的書籍攜帶不便，而且每簡容字有限，編簡成冊的長篇著作一旦散亂，則發生“錯簡”，再說簡牘的編連所用的絲帶、麻繩、皮帶易被磨斷，使閱讀帶來困難。縑帛是絲織物，輕軟平滑，面幅寬闊，易于著墨，幅的長短寬窄可以根據文字的多寡來剪裁，而且可隨意折疊或卷起，收藏容易，攜帶方便，可以彌補簡牘的不足。因此，帛書與簡書并存，共同構成我國古代獨具特色的簡帛文化。
縑帛圖書的書寫十分考究，《太平清領書》是白絹上寫字，用紅色畫直格，以青絹包頭(古時“包頭”就是現在書畫卷的“護首”)，用紅筆寫標題目錄。后來紙本書中的“朱絲欄”“烏絲欄”，就是借用了在縑帛上織成的紅黑界欄。
帛書可外加裝封，以作保護。1931年，朝鮮樂浪漢墓中曾發現公元二三世紀時的漆盒二件，此黑漆套為半圓狀，紋以五彩，二側端皆有小孔，應當是裝置卷軸之篋。
1908年斯坦因第二次來華，在敦煌發現兩封公元1世紀的縑帛信件，保存良好。兩封信發自一人，可能是駐山西北部成樂地方的官員致書敦煌邊關的信，信內抱怨通信困難，信上沒有注明日期。
1972年，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各種顏色的絲織品，其中有絹、羅、紗、錦、繡、綺等，而最珍貴的是覆蓋在棺上的一件彩色帛畫。該畫用朱砂、石青、石綠等礦物顏料繪成，色彩絢爛，畫面大致分上、中、下三部分，表示天上、人間、地下的景物，其內容及技術，較戰國帛畫更為復雜多姿，但無文字。由于縑帛作書寫材料，價格昂貴，所以縑帛用于書寫并不普遍，除此之外，帛書中還有地圖、祭文等。
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代后期，就出現了有關占卜吉兇的書。當時紙尚未發明，人們就地取材，以龜甲和獸骨為記錄材料，把占卜的內容刻在龜甲或獸骨上，這就是最早的圖書---甲骨的書。
我國最早的書還有“簡策”、“版犢”、“帛書”。用竹做的”稱“簡策”。把竹筒破成一條條又窄又平的細分簽，就可用筆在上面寫字，當紙使用。一條竹簽叫“簡”山培，許多條竹簽連結在一起叫“策”。“簡策”最早出現在南朝中葉。
用木頭做的書稱“逗蔽唯版牘”。把樹鋸成若干段，再將段鋸成薄片就叫“版”，在“版”上寫字后，就叫牘。把薄片編起來，就是“版牘”。“帛書”是寫在絲織品帛上的書并棚。
“法”的來歷
一個世世代代執掌兵刑的部族，在古代法律生活中發揮了持久的影響;水在原始社會中具有禁忌上的和行為準則上的特昌顫孫殊功能;在訴訟活動中證據具有重要意義以及由此可產生嚴重的后果。以上三方面的因素合起來就是“法”。氵，原于遠古禁忌和流放，以水為界的部落，把“罪犯”趕到河那邊去，江河便同時具有“國界”和“刑罰”的雙重功能；水同樣起了消滅疫鬼、保障平安的雙重作用。廌，是蚩尤皋陶，世代執掌軍事和司法之職的部族的圖騰。廌非神獸，而是傳說時代法律實踐活動的真實寫照。商代以“御廌”為法官之名。商末箕子發明了“明夷”（證據）制度，這是“法”字含有“去”字的原因。古“法”字當在箕子之后、西周初期形成。去，原于爭訟的證據制度，由“弓”和“矢”二字構成。“去”與“夷”字字義正相反，“夷”是弓、矢相符，“去”是弓、矢相背。弓、矢是遠古社會重要的生產和武器，人們常在弓矢上面刻上族徽或記號作為所有權憑證。《易經》中明（盟）夷制度是出示弓矢之前發誓。后來訴訟中出示弓矢與訴訟前發誓行為合一。［5］除了《大盂鼎》銘文，武氏主要運用古代神話傳說進行推理和想像。
中文的“法”字古體寫作“灋”。根據東漢許慎著《說文解字》一書的解釋：“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之所以偏旁為“水”，是因為法律如水那樣公平；而之所以有“廌”，因為“廌”是傳說中古代的一種獨角獸，生性正直，古代用它進行“神明裁判”，見到不公平的人，廌就會用角去頂，因此也就有了“去”。
律字以音律之義，那就更廣泛地運用於各種場合，而很多人都以此義來考察律字的起源。律原為音樂之音律，音樂只有遵守音律，才能和諧，否則雜亂無章。在先秦典籍中，跟音樂有關的“律”字很多，其中最多的是將“律”看作是用竹管或者金屬管做成的定音器，
皋陶果然沒有辜負舜的期望，他在做大法官期間，用獬豸（一種神獸）幫助自己判案。只要皋陶遇到不能斷的案子，他就把獬豸牽來，如果獬豸頂撞犯罪嫌疑人，就說明他有罪；如果獬豸不觸碰犯罪嫌疑人，就說明他無罪。依靠這只獬豸，皋陶不枉不縱，不偏不倚，嚴格執行各種法律，做到了罪、責、罰相當。在實施法律的過程中，皋陶還制定了許多行之有效的法規，用以懲治天下罪惡，使違法犯罪之人都被繩之以法，為整個部落的安定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洞乎我們的祖先在創構“法”字上，其淵源頗具智慧和神話色彩。“法”字古金文為“灋”。《字源》（約齋著，上海書店1986年版）用溯源法解釋了古人構造“灋”字的良苦用心和豐富的想象力。“灋”字的造字構意，源出一個歷史傳說這種以角觸斷罪的方法，被古人用“會意”的方法放進了“灋”字的構形之中。可見，這個“灋”字造得很有深意，一是公平裁判、明斷曲直，乃是我國古代先哲賦予“灋”字的基本涵義；二是“灋”或許代表了人民心底的向往：“灋”應該對任何人公平如水，如遇不平，就應該堅決除去。
繁體“灋”中的“廌”（讀志音）是一種神獸，其形似麒麟，青毛獨角，體態剛健，極有靈性。“廌”有三名：一曰獬豸（謝志音）；二曰獨角獸；三曰神羊。各種史籍都指出，獬豸是一種能辨曲直的神獸。漢代學者楊孚在其專著《異物志》中，對“獬豸”特性的概括最有代表性：“性別曲直。見人斗，觸不直者。聞人爭，咋（ze音責，咬、啃的意思）不正者。”意思是說，獬豸能別曲直，見到有人相斗，它會用犀利之角觸去理曲之人；聽到有人相爭，它會用嘴咬挑起是非的一方。東漢時期的杰出思想家王充在《論衡》中記載了被奉為“中國司法鼻祖”——皋陶用獬豸治獄的傳說：獬豸“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故皋陶敬羊”。皋陶決獄明白，執法公正。遇到曲直難斷的情況，便放出獨角神羊，依據獬豸是否頂觸來判定是否有罪。
北宋后來，由于便于書寫和記憶的需要，“廌”字從“灋”中被隱去，簡化為“法”，然而它所象征的中國法律傳統文化并沒有隨之消失。獬豸在我國古代法制監督史上仍有著非凡的涵義。由于獬豸是“法”的化身這一特性，從先秦到明清，“獬豸”形象被當成監察、審計和司法官員廉明正直、執法公正的象征，在各種場合被經常使用并作為監察御史和司法官員等的重要標志。
自11世紀后期，基督教在西方政治和法律的發展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其一，基督教從地方君王的耐鏈控制下掙脫出來，獲得了對宗教事務的獨立管轄權，從而實現了宗教事務與世俗事務管轄權的分離，由此“兩劍說”才得以落實。根據“兩劍說”，“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在伯爾曼看來，這種教-俗分離為后來的政-教分離埋下了伏筆，也為分權制衡的憲政提供了原型。其二，基督教最先發展起來一套政府管理機構，其中最重要的是，教會構建出以教皇為核心的教會文秘署、財政署和教會法院，從而成為近代西方第一個組織嚴密和富有管理效能的政治體，即近代意義的國家。這為各種世俗政治體的法律提供了樣板。它們紛紛仿效教會的政治組織和管理方式，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效。其三，基督教最先籌辦起近代西方第一批大學。在這些大學中，神學教授們所采取的經院主義方法對于近代西方法學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法學教授所講授的羅馬法為近代西方法律的發展提供了基礎性材料。這都對近代西方法學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奠基作用。其四，基督教教會法率先禁止決斗和神明裁判，最早輸入了教皇的選舉制度，突出強調信守誓言和約言的重要性，所有這些做法都對于近代西方法律的理性化起到了推動作用。其五，基督教作為一個統一的權威，在各種政治體林立和君王割據嚴重的中世紀，對于限制世俗君王的權力，協調各種政治勢力的沖突，以及遏制戰爭和維持和平，具有核心的作用。在伯爾曼看來，凡此種種都表明了基督教及其教會法對于近代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和發展，具有基礎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