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朱大同是不是烈士？ 朱大同到底什么身份 叛徒、漢奸、還是烈士？朱大同臨刑前大笑赴死，美記者照片引爭議 毛森的人物生平 朱大同：殘害自己人，也痛殺日本人，為何在面臨行刑時放聲大笑？
父毛錫湖生有3子，毛森即為第三子。因家境貧寒，毛鴻猷本務農，后家道漸興，15歲時才讀小學，成績甚好。他從一名小學教員，攀附戴笠、毛人鳳，成為軍統巨梟；抗戰期間，他曾冒險潛伏在敵占區，兩次被捕，又兩次從日本人眼皮底下逃脫；解放前夕身為上海警察局長的他，面貌儒雅，內心卻兇狠，如麻，綽號“毛骨森森”；敗退到臺灣后，他得罪了蔣經國，在權力斗爭中失勢，并遭通緝，只得再次出逃。
軍統巨梟“一前運戴三毛”
在偏處浙江西南一隅的江山縣，上個世紀上半葉出現了眾多國民黨特工人員，并且多屬軍統，其中“一戴三毛”尤為著名，人稱軍統巨梟。“一戴”即戴笠，“三毛”即毛人鳳、毛森、毛萬里。
“三毛”中的毛森，當年被視為“魔王”，威名遠播。然而其人其事，又久久蒙在一層神秘面紗之后，鮮為人知。
毛森原名毛鴻猷，1908年出生于江山縣界牌和仁村。他小學尚未畢業，便借了同鄉毛善森的文憑，考入衢州第八師范。
1930年從師范畢業后，毛森當了一年小學教員，便不安于這“猢猻王”的職業，于1931年考進浙江警官學校正科第二期。
恰在此時，戴笠任浙江警官學校政治特派員，部屬有妻舅毛宗亮和毛人鳳、毛萬里兄弟。毛人鳳聽說31屆新生中，有個學生叫“毛善森”，也是江山人。真毛善森是毛人鳳的本家兄弟，毛人鳳感到奇怪，為何“毛善森”不來找自己，就親自去看他。一看之下，原來這個“毛善森”是個冒牌貨。毛森族悔液說明了原由，毛人鳳倒也不去追究，只是叫他以后把名字改掉，還有意將他引為親信。后來毛森從警校畢業，被送進特訓班，隨后加入復興社（軍統前身），從此追隨戴笠，成為軍統一員。在填表時，他去掉中間的“善”字，改為毛森，從此一生延用。
毛森入閩初顯身手
毛森首次完成戴笠交下的任務，就顯示出他不同于眾的“才華”。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后，蔡廷鍇、蔣光鼐率第19路軍開赴福建。不久，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等人公開與蔣介石決裂，組成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蔣介石在急調10萬大軍圍剿的同時，又擔心原駐閩部隊異動。于是戴笠派毛森去福建進行監視。他以軍事雜志記者身份來到浦城，浦城駐軍是獨立第45旅張殿基部。經一番籠絡之后，毛森與張殿基結成好友。與浦城相鄰的建甌、龍溪、邵武三地駐軍，都與張殿基有關，當地駐軍也就始終未卷入“閩變”。后“閩變”失敗，戴笠由此器重毛森，任命他為福州市警察局特警組主任。毛森長袖善舞，各方頗多好評。有關毛森的“美譽”不斷傳到福建省主席陳儀耳中。陳儀是浙江紹興人，視毛森為大同鄉，從此也對其青睞有加。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正在福建的毛森突接戴笠急電，命他速去江山招兵買馬，組建一支特工部隊-軍事委員會別動大隊，并委任他為二大隊隊長。
城府很深的毛森專程向陳儀辭行，一貫重義氣的陳儀慷慨地贈給他一批軍用物資。毛森初建別動大隊時，就靠這批軍用物資起家。1948年陳儀任浙江省主席，接任伊始即委任毛森為浙江省警保處處長兼衢州綏靖公署二處處長。對這個恩人，毛森并未偏袒，他和湯恩伯一樣，大義滅親，揭發檢舉陳儀叛變。毛森探知陳儀有向中共靠攏并準備策反湯恩伯部的機密后，立即向上峰告密，并監視陳儀的舉動。隨即，陳儀被湯恩伯檢舉，1950年被國民政府處決于臺北。
抗戰期間的毛森
作為一名特工，毛森可說是相當出色的。抗戰期間，他兩次被日軍逮捕，竟能順利出逃，足可為例。
1938年9月，毛森奉派潛伏在杭州，任情報站站長。毛森要求戴笠派一個機智、干練的女性作他的助手，并提出具體人選-胡德珍。她是浙江特訓班的學員，毛森發現她既穩重又聰明。當時他已和發妻離婚，有意重組家庭，胡正是合適的對象。
胡德珍之兄胡樸人是個新聞記者，在他幫助下，毛森開設火腿行、米店，儼然是一副商人模樣。接著，他便向胡德珍求婚，也如愿以償。按軍統家法，抗戰時期軍統人員一律不得結婚。毛森提出的理由是組成家庭更有利于潛伏工作。戴笠又破例同意，還批特支費500元作為賀禮。
正當毛森新婚兆物燕爾之時，1939年1月18日，日本憲兵將毛森寓所(大井巷2號)團團圍住。毛森措手不及，被捕入獄。幸而胡德珍未受牽連。獄中的毛森挺住種種酷刑，堅不招供，說自己只是個商人。胡德珍在外面策劃營救。10余家商店聯名要求保釋“毛老板”；毛的部屬沈風與駐杭偽軍第一軍軍長徐樸誠的四夫人有關系，通過她打通了關節；這時重慶方面也派人來進行營救。三管齊下，日寇查無實據，只好放人。
1942年，毛森在上海再入日寇羅網。當時，他奉戴笠之命，悄悄進入上海，成立上海行動總隊，進行破壞活動。一時間，日偽倉庫被炸、鐵路癱瘓、漢奸遭狙殺……
這時，毛森屬下的陳紀廉行動小組在行動中失手，陳紀廉被捕，供出兩個交通的名字，這兩個人也隨即被捕，其中內交通周覲光受不住日軍酷刑，供出毛森。毛森第二次被捕。
毛森被捕后，一時群龍無首，行動總隊停止了破壞活動。日憲兵司令木下榮市少將察覺到毛森作用舉足輕重，下令加強對毛森的看守。敵人將他囚禁在狄思威路憲佐部隊，由數十名憲佐日夜分班輪值。憲佐中有中國人，毛森遂用黃金加以收買，居然有人愿為毛森所用。
于是，處在嚴密囚禁中的毛森，竟能執行與指揮戴笠交下的“除奸令”。
當時的軍統東南局電訊督察李開峰（化名余玠）為利所誘，投降了汪偽特務機關“76號”。戴笠大為憤怒，下令毛森除掉此人。“除奸令”到時，毛森已經入獄。胡德珍將命令秘密傳遞到獄中。毛森想出一個除奸方案交胡德珍執行。胡德珍收買了原軍統上海站站長陳恭澍的警衛員劉全德，讓他暗殺余。此計果然成功。
余一死，汪偽特務機關“76號”的首領李士群察覺是毛森主謀，便向日本人告狀。日寇加強了對毛森的看守，準備必要時把他處死。
1944年元旦，乘日本人不在場，毛森在中國憲佐邢俊才眼皮底下逃出魔窟(邢俊才早已被毛森收買)，在外面的接應下，他迅速離開上海到了浙西淳安。
戴笠此時也在淳安。按軍統慣例，被捕人員必須經過特別審查才能重新任用。戴笠打破慣例，立即任命毛森為中美合作所東南地區指揮官，由上校晉升少將。
軟禁中的毛森
1941年初，毛森奉命來到上海，組建上海行動總隊，并任總隊長。1942年夏，因叛徒出賣被捕。
不知何故，日偽當局誤以為毛森地位很高，于是居為奇貨，不但未給他苦頭吃，反而“待為上賓”。毛森說：“日人把我地位估計很高，認為把我軟禁優待，重慶投鼠忌器，即不敢在滬恐怖行動了（即是把我當做人質）。如果殺了我，重慶不過再派人來，治安還是不能維持。”
毛森的太太胡德珍，亦是軍統特工，遂將此種情況電告重慶，戴笠得知后指示說：“只要能保生命，任何要求都可接受。”
于是，毛森乘機對日本人表示：“愿盡所力，協助維持治安。但一人做不了什么事，希將所捕我部之人交我調用，同時續與潛伏人員恢復聯絡；由我全權運用，你們不要插手。”
對此，日偽“欣然接受”。毛森說：“剛好當時其他行動單位，多被敵偽破壞，除我之外，滬市幾無槍、炸之聲；自我被捕后，上海即太平無事。”
看到這種情況，日本人誤以為是毛森真的在其中起到了“正面作用”，更覺得自己的“懷柔”政策無比有用。此后，每當抓到“疑似”重慶的“地工”人員，便讓毛森前去協助審訊，以助“甄別”。上海抗團的案件，就是其中一例。
偵破“榮案”名利雙收
1945年8月抗戰勝利，毛森重返上海，以沒收漢奸財產為名，大發接收財。
一件名利雙收的事，等待著毛森。
1946年4月258日晨，民族資本家、“棉紗、面粉大王”榮德生外出途中遭綁匪綁架。
消息見報后，中外紛傳，輿論大嘩。蔣介石也大為震怒，湯恩伯推薦當時在無錫第一綏靖區司令部任職的毛森負責破案。
毛森趕到上海，部署破案事宜。其時，榮德生已被家人以50萬元美金贖出，但毛森并不就此罷手，下決心要捉拿主犯。
一天，原上海行動總隊的舊部黃福林來報，他發現淞滬警備司令部中校警衛隊長王晉唐近日驟然暴富，口袋中常有美金。黃福林還說，浙江嵊縣人劉瑞標有綁架案前科，他本在臨安(杭州附近)做木匠，最近常來上海與王晉唐碰頭，還在四馬路(今福州路)一帶嫖妓。
在黃福林探得劉瑞標在臨安的確切地址后，毛森親自帶領幾名得力人員來到杭州。他們以有一批木工活為由，把劉瑞標從臨安誆騙到杭州。重刑之下，劉瑞標如實招供了一切。毛森再經精心策劃，捕獲了匪首駱文慶、王紹寅、袁仲書、吳小開、吳志剛，連同先前捕獲的劉瑞標、王晉唐，一共7人。
為此，蔣介石獎勵毛森5萬元美金，湯恩伯因推薦毛森有功，獎福特汽車一輛。榮德生也親到毛宅道謝，饋謝金表一只、金筆一對，毛森名利雙收。
解放前夕瘋狂
見過毛森的人，第一印象是：中等個子，五官端正，談吐不俗，待人謙虛，頗似儒雅文人。然而透過外表，毛森的另一面卻是個兇狠的個性。兩者形成巨大反差。
戴笠的私人秘書王紹謙曾多次接觸毛森，說起過這樣一件事。毛森自己煙酒不沾，也不許別人在他辦公室里吸煙。一次，某個部下違反了他的禁令，他命衛兵搜查這人口袋，還有6根煙未抽完。他命令這人將煙用開水泡了，吞下肚去。“你喜歡吃煙，就這樣吃下去!”毛森的特點由此可見。有人背后改稱他為“毛骨森森”。
上海被解放軍占領前夕，毛森任上海市警察局長，大開殺戒，突擊處決地下黨。
1949年2月7日，“民革”成員策劃京(南京)滬兩地暴動，因事機不密，孟士衡、吳士文、蕭儉魁、馬駿名等9人被捕，4月4日押送上海，落入毛森之手。5月9日，孟、吳、蕭3人被處決于宋教仁公園(即閘北公園)。
三天后(5月12日)，解放軍在上海外圍發起總攻，炮聲隆隆，在市區清晰可聞。毛森加快了處決的進程。他下令從死囚牢提出13人，其中有第三戰區少將參謀長陳爾晉和他的妻子張曼霞(中共地下黨員)，當時張已懷6個月的胎兒，毛森將他們一起處決。被毛森處決的還有上海市委地下電臺臺長張困齋(上海市委書記張承宗之弟)；解放軍京滬特派員賈云超、參謀黃培中、聯絡員陳玉山，以及民主人士陳惕廬、張達生、朱大同等。牢里的500多人，大部分由毛森下令用不同方法處死。有的被裝進麻袋投入黃浦江，也有的被活埋在牢房里(如黃炎培之子)。上海占領時，死牢里的500多人，幸存者只剩下28人。
得罪小蔣逃出臺灣
1949年5月24日晚，解放軍向上海發起總攻，毛森在吳淞口登上最后一艘軍艦退往廈門。蔣介石任命他為廈門警備司令部中將司令。
不久廈門又告陷落。毛森全家撤到臺灣。1949年7月，蔣介石聽從蔣經國意見，在高雄主持秘密會議，對特工進行大調整，建立“政治行動委員會”，取消原來的軍統與中統。唐縱為召集人，周至柔任主委，委員有蔣經國、鄭介民、毛人鳳、張鎮、葉秀峰、毛森、陶一珊、彭孟緝等。原軍統人員占了“委員會”中的三席。毛人鳳當日還沾沾自喜，毛森卻不以為然。果然僅過半年，“委員會”即為“總統府資料室”取代，蔣經國任主任，輕松奪取了特工領導權。
蔣經國的第二步棋，就是要毛人鳳交出潛藏在大陸的軍統人員名單。毛人鳳又氣又急，不久就患肺癌而死。蔣經國再逼毛森，要他交出東南沿海地區“游擊隊”的關系，所謂“游擊隊”純屬子虛烏有之事，毛森無法向小蔣交代，向老蔣求情又無效，只好逃出臺灣。他與妻子胡德珍先到香港，臺灣方面發出了通緝令。1958年，毛森只得又逃到美軍占領下的沖繩島隱蔽下來，一住10年，直到1968年才移居美國。
1985年6月，毛森曾致函大陸江山人周邦恭，談到此事。他說，毛人鳳“受蔣經國打擊，我從旁支持他，所以蔣對我也結下梁子”(即結仇之意)；又說：“退臺之后，因不滿蔣經國所為，即離開出國。”這是毛森自己說的“真相”。
晚年的毛森頗有故園之思，1992年5月，他與妻子胡德珍、長子毛建光從舊金山飛抵上海，走訪親友并回到浙江江山，遂了思鄉之愿。回美后，他于同年10月在舊金山去世。
后記
江山籍華人毛森先生及其子女毛河光先生等從1993年至2006年連續13年設立毛氏助學金，發放助學金13萬元人民幣。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二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將5月28日正式定為上海解放日，就在上海解放前16天，5月11日，政府以”叛國罪”等多項罪名，在上海閘北宋公園的正中央，對朱大同施以槍行。
拍攝照片的名叫哈里森·福爾曼，在照片里，朱大同被緊緊捆綁著，背后還有處決牌，然而他并不像往常我們看到的“犯人”那樣萎靡不振神情沮喪，甚至都不顯狼狽，而是坦然大笑，似乎下一刻要接受槍行的人并不是他自己。
當時在一旁的圍觀群眾因為聽信了國民黨的證據，都認為朱大同是一個“漢奸”“叛徒”“賣國賊”，甚至還殘忍的殺害了許多愛國人士，人們都認為朱大同是罪有應得，朱大同沒有對這些證詞做出任何辯解，而是不卑不亢的望著前方，突然仰首大笑，于是福爾曼就拍下了這一特殊畫面。
1950年，朱大同被正式追封為烈士，然而為何之前聲名狼藉的朱大同會在最后被追封成為烈士嘩皮枝？這其中的緣由又是因為什么呢？
小學任教入黨，卻成中統特務
1907年，朱大同在安徽蕭縣一個名叫朱家村的小村莊里出生，這里的村民幾乎都姓朱，所說不是太富裕，卻也不至于吃了上頓沒下頓，朱大同自幼讀書學習，卻沒有多大的學歷，中學沒有畢業，就在一所小學里面擔任一名教員，同時也兼顧了訓育主任這一職位。
1928年，朱大同在小學任教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并且在同一年轉到另外一所小學任教，并且還在當地組建了一個小組，專門用來進行地下工作，在1931年，僅僅三年時間，朱大同便成功升職，被當時的中央政府任命成為徐州的特委巡視員，并且除此之外，朱大同還兼任了當時所在蕭縣的縣委書記，有一定職位就會帶來一定影響力，1932年，朱大同在蕭縣組織了一場暴動，然后卻由于缺乏足夠的計劃和時間，從而導致組織失敗，只能暫避風頭。
在當時看來，朱大同是有著強烈的愛國情懷的，這樣的人很難想象到為叛變，然而卻在1934年的1月，朱大同一改往常性格，竟然選擇了叛變，并且成為了中統特務。
1936年，朱大同接到中統任命，擔任當時所在徐州的特務室視察員，在此期間，朱大同還逮捕了當時在棗莊市以開設藥鋪的名義進行抗日工作的郭子化，而郭子化的另一個身份，則是當時中共蘇魯豫皖區域的特委書記。
1939年，這個時候的朱大同已經在國民黨里混的風生水起，不僅成為了徐州特務室的主任，同時成為了行動隊隊長，不僅秘密發展特務組織，甚至還給其他人培訓反共思想，散戶謠言以至于徐州民不聊生，人心惶惶。
1940年5月，朱大同的人生如同開了掛一樣，再一次得到晉升，成為了蕭縣的縣長，還被中統任命朱大同成為國民黨在蕭縣的縣黨部代理書記長，朱大同在叛變國民黨之后，可謂是一路加官晉爵，這樣難免會有人盯上朱大同。
“叛國”成為漢奸，多次阻擋抗日
第二年，也就是1941年，朱大同由于指揮不力，在六月下旬被日軍逮捕，原以為朱大同雖然投靠了國民黨，卻也不至于投靠日軍，這兩種選擇還是不一樣的，前者是選擇的立場不同，而后者則是直接背叛了國家背叛了人民，然而難以意料的是，朱大同在被捕之后表示愿意與日軍為伍，共同反共，并且還登記在當時的報刊上，發表聲明后，朱大同被釋放。
朱大同在投降日軍之后，曾多次阻擋抗日行動，肆意殺害了不少共產黨人士以及國民黨人士，1949年4月5日，朱大同被國民黨進行逮捕，并且在被捕后就立馬押往上海，等待國民黨的宣判。1949年5月11日，朱大同在閘北宋公園被槍殺。
1950年，上海以此舉將朱大同定為烈士。在普遍歷史記載中，朱大同在1934年叛變加入國民黨，開始反共，并且在之后更是投靠日軍，阻擋抗日進程，成為名副其實的“漢奸”“叛國賊”，有著這樣聲名的朱大同，為何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被追亂敏封為烈士呢？
原來在上海解放前不久，朱大同不僅積極策劃了當地的武裝起義，以此來迎接解放軍的到來，甚至還曾公開發出聲明，想要策反國軍的將領，希望他們能夠棄暗投明，選擇正確的道路，卻因此舉被國民黨逮捕，最后犧牲時仍舊背著“叛國賊”的罪名。
然而朱大同僅憑1949年的這場起義就能讓所有人忘記之前所做的一切，這顯然是有其他的原因在里面。
得到歷史正名
歷史的正名雖然會來的晚一點，但永遠不會缺席，握凱原來表面叛變的朱大同其實一直都是一位地下工作者，他在參加國民黨后，曾逮捕過當時的蘇魯豫皖特委書記郭子化，但并沒有對其進行嚴刑酷打，而是在不久將其有意無意的釋放。
針對之前所說的朱大同為日軍做事成為“叛國賊”一事，侯興勝對此進行了另一方面的陳述，侯興勝是朱大同的警衛員，跟隨朱大同已有很長一段時間。
在他的陳述里，他與朱大同是因為被人出賣走漏風聲而一同被日軍困在一個紅薯窯里，當時一起被困在里面的，不僅有不少受傷的村民，還有幾名學生，朱大同為了能夠避免更大的傷亡，主動走出去投降，從而給其他人換來逃脫的機會，被抓的朱大同面對日軍的各種嚴刑逼供、軟硬兼施，他都沒有選擇低頭，最后被關在牢里，還是侯興勝帶著其他人一起實施營救，最后才能成功逃脫。
在朱大同“叛國”這件事情上就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說法，并且皆有不同的人為其作證，但兩者相比較而言，后者要比前者可信度高一些，也是追認烈士的一部分原因。
身份確認，追認為烈士
朱大同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多少還是存在點質疑的聲音，但是在上海地方志辦公室的一本英名冊里記載的名單上，朱大同被明明確確寫上了“中共地下工作者”這幾個字。不僅如此，在1999年，距離朱大同去世后的第50年，有一本僅刊印了1000冊的圖書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朱大同的身份。在《深切的緬懷—紀念朱大同烈士殉難50周年》這篇圖書中，當時身處不同位置的史永、許聞天、鄧昊明等都為其提供了證明資料。
據書中記載，朱大同曾在1941年擔任了當時蘇北挺進第七縱隊的司令，朱大同底下的士兵一共有2000余人，在短時間內總共與日軍交戰次數達到44次，在雙方交戰的過程中，第七縱隊共擊斃敵軍574人，俘獲敵軍136人。
1949年，朱大同相當于頂著“漢奸”“叛國”的罪名死去，1950年，距離朱大同犧牲僅一年左右，被上海市政府追認為烈士，而后的1981年，距離朱大同犧牲32年之后，再度被民政部認定為烈士。1950年可能會有信息不準確導致有些人對朱大同的烈士身份有些質疑，但是1981年，朱大同再次被追認為烈士，就不存在信息不準確。
兩次追認烈士對于犧牲的朱大同來一說，就是對他一生最大的認可，他的付出在這個時候有了回報，然而朱大同卻沒能活著享受殊榮。
結語
朱大同犧牲后的16天后上海成功解放，五個月后新中國成立，朱大同最后的笑容里，包含著千言萬語，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地下工作者的性質就決定著他們的特殊性，他們大多數都需要深入到敵人的內部，借此傳遞情報，每天都是刀尖上行走，稍有不慎，迎接他們的，只有嚴刑拷打和死亡，這是地下工作者的悲哀，同時也是他們的偉大之處。
然而往來至今，我國在那段時間里犧牲的烈士又何止朱大同一人，朱大同是他們的縮影，但不是全部，他們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的代價，換來新中國的一線生機，同時也換來我們現在美好幸福的生活，這盛世，也終究如他們所愿。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照片里的男人在面對生命即將終結的時刻，沒有掙扎哭喊，甚至仰天大笑，他是這樣的從容不懼，這樣的笑容讓人看著心酸，是諷刺人生？是蔑視奸佞？是無懼生死？
他是誰？
他就是朱大同 。
朱大同于1907年出生在安徽蕭縣王寨鎮李樓鄉朱莊村，父母都是普通的農民，但是父母卻格外重視朱大同的教育問題，在家庭條件十分有限情況下仍把朱大同送進了學堂學習。父母希望他生于亂世中，不僅能有自保的能力，也能做一個對國家有利的人。
后來朱大同因為學費問題不得已在中學輟學，但他自身學習能力較強、各科成績一直保持優秀，王寨鎮小學破例任命朱大同為教員并兼訓育主任。
當時的訓育主任相當于我們現在的教導主任，我們現在的教導主任一般都是很有資歷的老師擔任，而只有十幾歲的朱大同可以擔任這個職位，可見他的能力不一般。
這時的中國正在經歷大變革，底層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餓死街頭并不是一個罕見的事情。 在這樣環境下，朱大同投身于教育事業，和當時很多偉人磨告一樣做好了為喚醒民智而奮斗終身的想法。
在學校教書幾年時間里，朱大同可以很好地接近很多書籍的機會，他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 學說，自此馬克思主義學說開始在他心里發芽。
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在上海發動反對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武裝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革命群眾。
經過四·一二政變 后，共產黨在群眾中的影響迅速擴大。
在這樣的背景下，21歲的朱大同于1928年在王寨小學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潛伏到了張莊寨小學，以教員的身份秘密組建黨小組，為黨以后的蓬勃發展做準備。
短短幾年，朱大同對待工作嚴謹細致、面對任務兢李大兢業業，得到了組織的高度認可。
1931年，朱大同以蕭縣縣委書記的身份擔任暴動大隊的大隊長，配合紅軍奪取中心城市， 但無奈暴動失敗、身份暴露 ，朱大同不得不前往云港市隱蔽起來。
彼時的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實力懸殊，共產黨在同時面對日軍侵華和國民黨不斷迫害的內憂外患情況下，為了保存實力，只能采取地下和游擊戰的方式。 而國民黨到處制造白色恐慌，共產黨人的生存面臨著很大的挑戰。
1934年，朱大同做出了一個令人吃驚的舉動，公然叛變投敵。
朱大同成為了國民黨的中統特務，而他之后的一次次晉升高位，無不是踏著無數共產黨人的尸體。
第一件出名的事情就是在1936在棗莊市逮捕郭子化 。郭子化是何許人？郭子化是共產黨的重要人物，擔任過共產黨許多重要職務，曾被任命為山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郭子化在棗莊市為了掩護自己的身份、發展黨的事業，以開設同鄉堂中藥鋪作為偽裝。一個在共產黨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的人，竟然被朱大同突襲逮捕。
因為朱大同的叛變，給共產黨帶來了不可挽回的損失和瞎擾明潛在的危險。叛徒的身份自此安在了朱大同的身上，與此相反的是朱大同得到了中統的信任，在官場節節攀升。
朱大同為了在軍統官場更加運籌帷幄，開始了一系列令人發指的事情。
1939年，朱大同已經任徐州特務室主任兼行動隊長，在軍統有著絕對的話語權。而他不滿足眼下的地位，為了更加鞏固自己的地位，朱大同開始了暗地里培養自己的力量。
他潛回自己的老家蕭縣，表面上是在替軍統辦訓練班，而暗地里則培養自己的親信并散布反共的言論。
次年五月，朱大同更是親自發表了幾篇文章，造謠污蔑共產黨、侵蝕共產黨領導。
當時傳的最廣的就是 《中國國民黨蕭縣縣黨部代理書記長朱大同為恢復黨務活動告全縣同志書》、《蕭縣縣長朱大同告全縣同胞書》和《蕭縣縣長朱大同告蕭常一、二、三營及特務營全體武裝同志書》 。
要知道此時為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時間，朱大同的種種行為，不僅是對合作關系的破壞，而且給了日本人侵略的機會。
大敵當前，日本人在中國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朱大同卻在對中國人下手。
1941年蔣介石制造 皖南事變 ，在新四軍四師東撤的時候，朱大同想要趁陳哲新四軍虛弱之際，將其全部消滅。
朱大同親自帶領了兩個營的兵力朝新四軍的方位出發，多次對其發起猛攻， 新四軍差點全軍覆沒，因為地形的優勢才得以虎口逃生。
朱大同雙手沾滿了共產黨的鮮血，所作所為更是令人發指。
終于，他的噩夢也來了。
1941年6月份，朱大同在執行任務期間，被日軍逮捕，當所以人都以為朱大同要死在日軍的審訊室的時候。 當地報紙上刊登了朱大同與日軍合作的消息，朱大同表示愿意協助日軍進行反共行為。
此消息一出，輿論一片嘩然， 賣國賊、無信仰、墻頭草、漢奸 等無數稱謂，朱大同算是一一坐實。
在所有人拋頭顱曬熱血、無懼死亡的時候，朱大同退縮了，他出賣國家，出賣了人民。他成為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1943年，朱大同為了向日本證明自己，任國民黨宿縣縣長兼清鄉第二大隊長，眾多共產黨員、抗日干部、戰士和群眾死在他的槍下。 不知道夜深人靜的時候，他會不會害怕無數冤魂來找他討血債。
1945年抗戰勝利，解放戰爭爆發，國民黨節節敗退，大勢已去。
國民黨內部出現了分裂，有些不滿蔣介石的人偷偷聯合起來，聯共反蔣，成立了“孫文主義革命同盟 ”。
朱大同早已習慣了見風使舵，所以不容質疑的加入了這個革命同盟，他這么做只是為了讓共產黨接納這個曾經的叛徒，為了讓自己活下去。
1949年，在解放軍渡江之前，朱大同提前發動了對抗國民黨的武裝起義。 可命運又再次戲弄了他，他失敗了。
18年前朱大同在張莊寨的武裝暴動失敗仿佛就在昨天，18年后想要證明自己的武裝起義被國民黨扼殺在搖籃。
朱大同只能開始他的逃亡生活，1949年4月5日，朱大同在無錫下塘被國民黨逮捕，并押送到了上海。
這一次，朱大同沒有活著從審訊室出來，而是被國民黨反動派以“通敵賣國”的罪判了死刑。
從以上的 歷史 中，我們可以認為朱大同是一個習慣見風使舵的兩面派，再一次背叛對他而言只不過家常便飯，死刑這一結局，到底是朱大同自知臭名昭著無法辯解，還是國民黨再也不愿相信他的巧言令色，我們不得而知。
1949年5月11日，朱大同被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押送到閘北宋公園執行死刑。 在現場無數群眾圍觀，畢竟像朱大同這樣的漢奸，人人憎恨。
在朱大同死刑現場群起激昂，有人揮手拍掌，有人大叫痛快，人人都唾棄他。 然而朱大同沒有歇斯底里的辯解，他平靜地看著這一切，簽署死亡判刑書，大笑著走上了刑場。
于是就有了那張大笑赴刑場的照片。
當時人們都以為朱大同的故事就此落幕了，沒想到在他死后的幾個月上海解放之后， 上海市政府追封朱大同為“烈士”，在1981年又再次被民政部追認為烈士。
一個沾滿共產黨鮮血的儈子手；一個賣國求榮的卑鄙小人，憑什么被共產黨兩次追封。如此戲劇的事情逐漸在人民口中傳開，輿論一片嘩然。
朱大同的真實身份開始撲朔迷離起來。
朱大同到底和共產黨有著怎樣的淵源，讓我們重新回顧他的一生。
1907年，朱大同出生，家里雖然清貧，但也一直在學堂學習。直到1928年，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這段時間里，除了課本上的知識指引著朱大同，中國在發生著巨大的改變， 清政府滅亡、民國建立、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巴黎和會、五四運動等席卷全國。 那時還在小學教書的朱大同，眼看著中國陷入危機，愛國思想高漲。
可是國將不國、民智未開，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老師無法安心教書，學生也無法安心學習。
教育真的能救國嗎？
他對自己一向堅信的事情產生了懷疑，他和中國許多的青年一樣， 共產黨的出現，重新指引了他方向。
只有這樣的思想、這樣的黨才能解救中國，所以他義無反顧的加入了共產黨，立誓要為了共產主義奮斗終身。
一個人的信仰不應該依附于任何一個人，信仰就是在實踐和戰斗中不斷得到檢驗，最終才能得到堅定。 朱大同找到了自己心之所向，在這幾年里，他表現得很優秀，是一個很有潛力的青年。
1931年九·一八 事變，日本開始侵略中國，國民黨大肆迫害共產黨人。在這樣的水深火熱中，朱大同接到了上級的命令——潛伏。
他需要偽裝自己潛入到國民黨內部，為共產黨提供更多的線索。 為什么這個艱巨的任務會落在朱大同的身上，不管是在共產黨這幾年，朱大同成長得很快，面對這樣的潛伏任務， 這個人的內心必須要十分強大，而且要十分了解官場晉升規則，才能為共產黨帶來有用的價值。
接下這樣的任務，要獨自一人奮戰，要忍受孤獨，要面對追殺，可能有家不能回，有親人不能認，可能在 歷史 上永遠是一個被人唾棄的人，可能千夫所指、無疾而終。
朱大同走上了這條艱辛的路。
我們去想，那個朱大同決定表演投敵戲份的時候，他是帶著怎樣的心情。
或許在黑夜中，他是不是想到入黨時一個同志說的話：“寧天下人負我，我不負天下人” 。
或許從他做出這個決定，漢奸、叛徒、賣國賊，就是他決定要一個人要背負的東西。
從現實中分析，我們可以認為，當時朱大同是在迫不得己的情況下逮捕了 郭子化 ，隨后想盡辦法將郭子化救了出來，因為郭子化最后于1975年12月23日在北京因病逝世。
而后發表的一些反共言論，也都是為了掩護自己的身份，獲得國民黨的信任。 他知道只有自己在國民黨的地位越高，才能獲得更多有價值的情報，所以他將自己偽裝成可以為了地位不惜一切代價的叛徒。
口說無憑，1999年河南電影制片廠離退休干部處出版了一本發行一千本的書——《深切的緬懷—紀念朱大同烈士殉難50周年》 。
這本書里，原“孫文主義革命同盟”負責人、組織部部長 許聞天 ，前中共南京地下黨負責人 史永 ，江蘇省政協副主席 鄧昊明 等人，都為朱大同的身份提供了證明材料。
書里大部分都是對朱大同生平的介紹，更為大眾熟知的就是朱大同被捕后與日軍握手言談的事情，我在這里看到了另一個版本。
朱大同和他的警衛員在1941年因為計劃走漏而被包圍，被包圍的還有幾個學生，朱大同為了保護學生，甘愿被俘。
在被日本人軟禁的時間里，日本人對他進行了嚴刑拷打，但是朱大同從來沒有屈服，軟硬不吃，直到被他的上級設法救出。 關于日本人發表的報紙，讓人不得不懷疑是日本人報復的手段。
而朱大同不解釋的原因，就是“賣國賊”的身份可以給他帶來更多有價值的情報。而至于那些殘忍殺害共產黨同志，都是些謠言，皆沒有任何證據能直接證明。
作為一個臥底，一個地下工作者，朱大同必須時時刻刻都是忍辱負重、保持高度警惕，才能成為一把最鋒利又隱形的刀，殺敵于無形。
直到抗日勝利前夕，朱大同終于回歸共產黨，并未迎接渡江戰役而準備，他放下偽裝，開始公開策反國軍將領，鼓動他們棄暗投明、起義投誠，還積極策劃地方武裝起義，策應人民解放軍渡江。
但卻不幸被國民黨俘虜，據調查，當天被槍殺的不止他一個人，還有方志農 、 張達生 、 王文宗等三人，而這三個人的身份都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
因為群眾不明就里，當時有很多人對朱大同扔爛菜葉、臭雞蛋等，甚至很多不堪入耳的謾罵傳入他的耳中，朱大同沒有辯解、沒有怨恨，只是露出了豁達的笑，做到了真正的視死如歸，因為他知道， 黎明已經來到，大丈夫死得其所 。
我們現在看看，這個笑容是多么有沖擊力。
只是非常可惜，朱大同在新中國成立前夕被處死，沒有親眼看到革命成功；更遺憾的是，在刑場上，朱大同是被國民黨以叛國罪處死的，死前還背著“漢奸”的黑鍋，遭到了愛國群眾的唾棄。
最先覺醒的人，卻最早倒在了黎明之前。
朱大同烈士長眠于徐州云龍山上，關于他的一生，你能看到一段簡短的介紹：
朱大同烈士生于1907年7月，安徽蕭縣人，長期在鎮江等地從事地下工作，1948年為迎接渡江部隊成功渡過長江，迎接全國解放，策反沿江部署的國民黨官兵起義，不幸被捕，于1949年5月在上海壯烈犧牲。
在此時此刻，我們感嘆這些人的偉大，是因為我們知道勝利的結局，而 他們的偉大和悲壯遠比我們看到的要沉重得多。
對于朱大同而言，他的一生大部分籠罩在漢奸、叛徒的罵名之下，或許只有幾個人知道他的真實身份， 歷史 功勛都留著后世評說，當時的他不知道他的犧牲和付出，會不會拯救中國，在當時陰霾黑暗的道路上依靠自己的信仰為萬民開新路。
敢為天下先，才是真正的英雄。
黨也從來沒有忘記他，前后兩次追封朱大同為烈士，他的事跡終于真正的被大眾知道，并且廣為流傳。
他一路走來，無愧于養育他的父母，無愧于國家，無愧于人民。
是的，朱大同同志是我黨的一名地下工作者。
朱大同（1907年－1949年），又名公陶，安徽蕭縣王空轎寨李樓鄉朱莊村人，是中共地下工作者。自幼讀書，中學未畢業，即在蕭縣王寨小學任教員兼訓育主任。
1907年生，朱大同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4年叛黨轉入中統。
1942年被日軍逮捕后釋放，任還鄉團長。
1949年2月加入孫文主義革命同盟，再度與中共產生交集。同年4月5日在無錫被國民黨逮捕，5月11日槍決于上海。后被中共追認為烈士。
1999年，在朱大同去世后的50年，河南電影制片廠離退休干部處曾出版了一本僅印了1000冊的書《深切的緬懷－紀念朱大同烈士殉難50周年》。
這本書里詳細記載了朱大同的事跡，而且提供材料均為當事人：原“孫文主義革命同盟”負責人、組織部部長許聞天，前中共南京地下黨負責人史永，江蘇省政協副主席鄧昊明等均為朱大同提供了證明材料。
原來朱大同是第31集團軍副司令，魯蘇邊區游擊總指揮王仲廉麾下的特派員，他從未叛變，一直都是地下工作者，為了獲取情報，他深入敵后，與狼共舞，不惜毀掉自己的名聲，甘愿做一名被千夫所指的“漢奸”。
根據資料，朱大同遭遇日軍的記載，確有其事，但信瞎是朱大同的警衛員侯興勝給出了另外一種說法，日軍對朱大同進行了威逼利誘，但是朱大同寧死不從，便滑虧空被關了起來，后來被他警衛員營救出來了，回到了王仲廉的指揮部。
朱大同潛伏了這么久，卻在全國解放前夕不幸犧牲，實在讓人感到遺憾，最讓人難受的是，在刑場上，面對群眾不明情況的指責，朱大同等烈士的心中，恐怕有太多話要說。
卻什么也不說不出來，也許，成為一名地下工作的那一天起，朱大同就已經預想到了這種情景，然而當這一幕真實發生時，還是難以讓人接受，唯有一笑釋然。
以上內容參考 ——朱大同
朱大同的真實身份是我黨地下工作者，1949年2月加入孫文主義革命同盟。
朱大同，又名公陶，民國20年（1931年），任徐州特委巡視員兼蕭縣縣委書記。民國25年（1936年），任徐州特務室視察員。民國28年（1939年）1月，任徐州特務室主任兼行動隊長。
朱大同從小就愛好讀書學習，但是卻沒有中學畢業，不過朱大同以博學多才的能力消悄還是擔任了王寨小學的迅輪老師畝橋信，并且兼任訓育主任。朱大同不僅有文化而且思想進步，他在1928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是六年后，朱大同轉入了國民黨下屬的特務組織。
朱大同人物生平簡介
民國17年（1928年），在王寨小學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至張莊寨小學任教，組建黨小組。
民國35年（1946年），2月加入“孫文主義革命同盟”，任江蘇省支盟委員，準備策動國民黨地方武裝起義，迎接解放軍渡江。
民國38年（1949年），4月5日，在無錫下塘被捕，押往上海；5月11日，被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槍殺于閘北宋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