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話的來源和歷史，普通話發展史

歷史
2023-05-02

目錄
普通話的起源與發展史
普通話是如何形成的,起源于中國哪地方
普通話的歷史由來
普通話的歷史
普通話的由來是什么

普通話的起源與發展史

“普通話”這個概念，最早是清朝末年“切音字運動積極分子朱文熊提出來的。他在1906年寫了一本叫《江蘇新字母》的書，把漢語分成三類，其中之一就是“普通話”。他還注明：普通話是“各省通用之話”，當時人們稱之為“藍青官話”。元明清以來，北京一直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各地赴京趕考、做官、經商的人日漸增多，天長日久，就都學會了北京話，卻又多少帶有地方口音，人們就用“藍青”比喻它。開始，這種話只能在官場使用，所以稱為“官話”。后來會說“官話”的人越來越多，再稱之為“官話”已不合適了。于是，后來又有了一個新名稱叫“國語”。

1931年瞿秋白同志曾反對用“國語”一詞，并且對普通話作了比較科學的解釋。建國后，人民政府非常關心漢字的改革工作，不僅使普通話成了有嚴格定義的學術名詞，而且把推廣普通話作為文字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普通話的定義]

根據舉世公認的普通話的定義，普通話以北京音為標準音，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以現代白話文為規范語法的語言。

但是，這個定義真的是那么鐵定地正確嗎？

對這個定義，我們可以通過一個簡單的反證去驗證它的科學準確性。如果這個定義是正確的，那么，它反過來也應該是正確的，就是說，根據普通話的定義，用純正的北京口音，以純正的北方方言詞匯，以標準的現代白話文語法說出來的必然就是普通話了。

但事實上并非如此，完全依照普通話定義中的嚴格標準說出來的卻仍然不是普通話！就是說，用純正的北京口音，以純正的北方方言詞匯，以標準的現代白話文語法說出來的仍然不是普通話！即使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用標準的現代漢語白話文的語法說出來的話一樣不等于是普通話。這一點是任何人都可以驗證的，這就是事實。這就清楚地說明了普通話的定義不夠嚴謹。

那么，普通話到底是什么呢？這個問題值得我們重新去思考。這是普通話的定義給中國國民的一個困惑，有了這樣的一個困惑，重新審定普通話到底是什么就應該了。

普通話是自然語言，自然語言是一群人（語民）長期的語言實踐中自然產生的，語言和語民是一體的，知道了語民也就自然知道了語種，這是起碼的邏輯。而語音特征不論如何都是間接的東西，因而沒有直接的證明意義。況且，語音特征上的象不象這種東西是很難說得準的，中國人的老母是“ma”，英國人的老母也叫“ma”，莫非英語是從漢語中分出去的一種方言？某某語種用的是某某音系，這并不能說明普通話就是北京話，如果是這么簡單，就不能做次方言的分類了。

我的討論的特點是從語民入手而不是從語音分析入手，這與以往的那些論來論去的普通話是受滿語影響的廢話是大不相同的。

[普通話語民史的考證]

從語音考證上來看，有語音記錄的標準普通話可以考證到清朝末年的愛新覺羅.溥儀，遠東軍事法庭審判的記錄片,里面有對溥儀的質問,他說的是一口標準的普通話,而不是老北京話。那么，普通話設計出來的時間應該是在溥儀生活年代之前。

從記錄的考證上看，以下的資料也可以證明殲拆普通話設計出來在清朝末年之前：

可以考證的普通話的歷史：

“國語”一詞是清朝末年提出來的。吳汝綸被認為是最早提到國語這個名稱的學者。

1909年（宣統元年），資政院議員江謙正式提出把官話定名為“國語”。

同年，清朝==設立了“國語編審委員會”；

1910年，江謙再次在《質問學部分年籌辦國語教育說帖》中提出“用合聲字拼合國語，以收統一之效”的主張。

1911年學部召開“中央教育會議”，通過了《統一國語辦法案》。

民國成立后，1913年2月在北京召開了“讀音統一會”，確定了以“京音為主，兼顧南北”的國音，1919年9月編輯出版了《國音字典》。

由于《國音字典》語音標準與北京語音標準產生的矛盾，1920年爆發了“京國之爭 ”。

南京高師英文科主任張士一1920年發表《國語統一問題》，認為注音字母連同國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承認國音，主張以北京音氏叢棗為國音標準，響應者眾。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和江蘇全省師范附屬小學聯合會相繼做出了定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決議，并開始在學校推廣。1919年4月21曰，北洋==成立了“國語統一籌備會”，1928年國民==改為“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1932年5月，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國音常用字匯》，為確立國語的標準提供了范本。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55年后采用“普通話”一詞取代“國語”。

“普通話”一詞在鄭盯清末就已被一些語言學者使用，據考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來，黎錦熙、瞿秋白、魯迅等陸續對“普通話”有過論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為了對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表示尊重，避免“國語”這個名稱可能引起的誤解，1955年10月相繼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決定將規范的現代漢語定名為“普通話”，并確定了普通話的定義和標準。其中“普通”二字的涵義是“普遍”和“共通”。1955年舉行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張奚若說：“漢民族共同語早已存在，現在定名為普通話，需進一步規范，確定標準。這種事實上已經逐漸形成的漢民族共同語是什么呢？這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為簡便起見，這種民族共同語也可以就叫普通話。” 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

這些考證說明了普通話的出現是在清朝末年或者更遠的時代，然而，憑當時中國的語音理論水平和白話文發展水平都與普通話的定義不相符。根據當時這樣的理論水平如何能設計出普通話定義中的那種語言來？假設普通話是被設計出來的，則普通話必然會有具體把它設計出來的某個人或某個群體，然而普通話到底是誰設計出來的始終沒有一個說法。而普通話是自然語言而不是人工語言，這一點已經是全世界的共識，而作為自然語言的語民，條條證據都指向滿清的統治者――滿族人。

[基本思路]

為什么說普通話是“滿人學說的漢語”而不是“受滿語影響而形成的漢語”？要點如下：

1，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普通話”、中華民國的“國語”和滿清的“國語”是同一口音的一種語言而不是不同的*語種*；

2，滿清的“國語”的最純正的口音是滿族人――中國的統治者群體的口音，滿族人是滿清“國語”的正統語民；

3，滿語是滿族人入關以前的主要語言，滿語是滿族人的母語，滿人母語的更替說明，滿清的“國語”是滿族人學習而會說的漢語。

實際上，要論證普通話是什么語種，最重要的應該是判斷普通話的語民而不是普通話語音特征。

[400年前的北京話：下江官話]

北京自建城以來經歷過了許多個朝代的變遷，自古以來北京話有過多少變化？如何變化？這個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人真正考證過。從歷史上講，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從意大利來的傳教士利馬竇曾用羅馬拼音記錄了大量的當時的北京話，這些記錄至今尚保存著。從利的記錄中可以明白無誤地看出：當時的北京話是有大量入聲字并且沒有zh、ch、sh等翹舌音的語言。這說明了當時的北京話不是現在的北京話，也不是現在的普通話，因為無論北京話還是普通話都不具備這些特征。同時也說明了北京話和普通話的歷史都超不過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話是明朝的官話（考證為下江官話？）。利馬竇的記錄同時也徹底否定了所謂的入聲在明代以前就已經消失的謊言。

[北京出現第二語言：滿語]

滿人入關進駐北京后，為了社區的安全及其它的政治目的，滿人把紫禁城周圍10里之內的漢人全部趕走而專屬滿人居住，這個范圍稱為北京的內城，而10里之外稱為外城。于是，北京城出現了兩個社群：滿人社群和漢人社群，這是階級、語言和居住地域等都十分分明的兩個社群，北京城也就出現了兩種語言：明朝官話和滿語。任何語言都是跟人群一體的，當時北京的兩種語言的地域差別是：內城說滿話，外城說明朝官話。

[滿語的分化――滿式漢語]

我們分析一種語言以及這種語言的表達對象，是基于這樣的一個語言學基本定理：語言與社會實踐相一致。是社會實踐決定語言而不是語言決定社會實踐，就是說，一種語言有一種說法就必然有這種說法所表達的那種生活實踐。打個比方，比如“椰子”這個詞，如果滿族人的滿語中有“椰子”這個詞，則滿族人所生活的那種生活實踐中必然有“椰子”這個果子的存在。

在統治中國之前，滿族人是一個北方的游牧山林民族，他們的生活環境是跟中原的生活環境完全不一樣的，滿語正是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中形成的，并且是歷史短暫的，而且滿族人的生活歷史也從來就沒有經歷過象中華幾千年的那種發達的科技和藝術高級社會實踐。這就決定了滿語不具備表達中國境內生活實踐和中華文化的能力。由于滿語是一種北方民族的語言，滿人草原、叢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滿族短暫的歷史文化局限了滿語的成熟水平。可以說，滿語是一種比較原始的語言，不論它的發音、詞匯以及語法等都十分的原始和不成熟。對剛剛取得對中國統治權的滿族人來說，即使在北京，滿語也難以滿足曰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北京的動植物、建筑、曰常用品等很多東西都是滿人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這些東西用滿語都很難描述和交流。在滿人和漢人之間是這樣，在滿人跟滿人之間也同樣無法把曰常生活所碰到的東西表達清楚，至于象漢人的建筑工程用語、藝術語言、醫學及其它科技用語等高級語言使用則更加無法表達，當時的形勢是滿語在北京面臨無法交流的危機。面對有幾千年歷史的千錘百煉而成的漢語，滿人雖然奪取了中國的政權，然而其語言卻難以勝任統治中國的使命。但是滿人作為中國的統治者卻不得不面對要使用語言的生活政治現實。小至為了自己曰常生活的表達，大至為了統治中國的政治需要，滿人都迫切需要一種能很好地表達自己周圍生活的語言。改造滿語已經是來不及了，滿人除了學習和模仿漢語之外別無他法，因此，套用北京漢人的語言（包括詞匯和語音）成了唯一的選擇，于是第三種北京話出現了――滿人學講的蹩腳漢語（暫且把這種語言叫做滿式漢語）

關于“外來式地方話”

對說不同漢語方言的人學習與模仿其他方言，如廣東人說普通話，別人一聽就能聽出是“廣東普通話”而不是標準普通話，同樣，北方人說粵語也是別人一聽就能聽出“佬崽廣州話”，很多北方人在廣州住了三四十年，能說一口流利的“廣州話”，他能清楚地聽懂別人說的廣州話，別人也能清楚地聽懂他的“廣州話”，但是別人同時也能一下子認出這不是正宗的廣州話，最主要的一點是因為他說的是沒有入聲字的“廣州話”。

對說不同語言的人學習與模仿其他語言，如蒙古人、新疆人、西藏人說漢語普通話，別人還是一下子能辨別出他們不是漢人。

外國的朋友學習漢語，目前我還沒有見過一個象中國人一樣的完全聽辯不出來的外國朋友，加拿大來的大山是學得最好的一個之一，然而他說的漢語還是沒有真正中國人說漢語的那種親切感，即使只聽一小段錄音而看不到他本人說話也一樣能分辨出來，這是因為他說的是“洋式普通話”。可以想象，我們中國人所說的“中國式英語”在英國人心目中會是怎樣。

福建琴江的旗下話是漢語而不是滿語，說的確切點就是“滿式漢語”，“軍話”實際上是一種不太成熟的當地話。一群操不同語言的人來到當地人當中，因為在當地交流的生活實踐需要，當地人的語言也就成了唯一全面通行的共同語言，所以，外來的人群就學起了當地人的語言來，“外來式當地話”是學習的一個必然過程。但是，軍隊、建設兵團是一個龐大的人群，他們的社區結構、生活方式、文化習俗等有自己的特色，當他們的“外來式當地話”演變到能實現當地生活實踐的各種需要特別是語言交流需要的時候，這種“外來式當地話”也就喪失了繼續向當地話靠攏的強大動力，于是，這種“外來式當地話”就被固定了下來，形成自成一體的一種語言，這就是“軍話”。

不單如此，更重要的是要看北京是否保留著一個固定的人群，這個人群是否保持著自己的生活社區、自己的生活特色、自己的文化習俗，更重要的是這群人是否有保留自己特色的意志，以及這個意志有多強，有多大的保衛自己意志的能力等。我們必須堅信是社會實踐需要決定語言而不是語言決定社會實踐的需要。兩三萬人可以形成一種“軍話”說明了形成一種新的語種不需要太大的社群。

[第三種北京話的形成――內城北京話(mandarin)]

北京城里的一棵小樹、廚房里的一件，用滿語都無法表達！因為滿族人的祖先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植物，從來沒見過這樣的，這就是當時統治中國的滿族人所遇到的嚴酷的語言現實。滿語要繼續說下去，除了直接使用北京外城漢人的語言的詞匯和模仿他們的語音之外再也沒有第二種可能！就象曰本皇軍學說中國話：“你的，八路的，干活？”一樣，北京內城的滿人開始了他們艱難的模仿漢語的歷程。

但是滿語對比漢語有它先天的殘疾，首先，入聲字一下子就全丟了，這就是漢語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歷史原因，用滿語套學漢語的發音更是不倫不類，可以肯定地說，這是發音最糟糕的漢語。但是，歷史就是這么殘酷，滿人的這種蹩腳漢語比起曰本皇軍的蹩腳漢語要幸運得多了！隨著使用人口的增加，這種讓當時的漢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腳漢語成了清朝統治階級的“共同語言”――這就是早期的普通話（暫時使用英語的稱謂把這種語言稱為mandarin）。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走出北京內城，形成“官話”]

隨著北京內城的“mandarin”這種蹩腳漢語的形成，在北京內城形成一個固定的說“mandarin”的人群。這個人群就是當時中國的最高統治團體――八旗貴族。“mandarin”成為地地道道的清朝統治者的語言――“滿清官話”。

考證歷史很難，但是我們應該相信決定語言的是社會實踐。

可能會有漢人把內地的漢語帶到了關外，在滿人入關以前漢人和滿人應該有交流并且產生語言的相互影響，這很合清理，“滿人在入關之前就多一會漢語。努爾哈赤的漢語就很嫻熟”這也很合理。

但是，這應該不會引起滿語的質的變化，更不會引起滿語在滿人中的主流地位的改變，因為語言的生存是由人群社會活動的需要決定的。在滿人入關以前，滿人的社會活動并沒有根本的改變，滿人說漢語僅僅是政治需要或者只是部分人參與的滿漢間的經濟文化交流的需要，滿人根本就沒有必須徹底改變自己母語的社會迫切需要。這不是滿人基本生活方式的改變，滿人只有在入關以后才徹底改變了他們的社會活動方式，變成了絕大多數滿人都必須與漢人交流，正是這種社會活動的質的改變才產生了“滿式漢語”在滿人中的主流地位。所以，滿式漢語一定是在滿人入關以后才出現的事情。

三角殺手王 2006-4-28 01:53 AM

具體的時間有待考證，在《康熙字典》中的語音跟今天的普通話的語音還是一定的差別的，但是跟其它漢語方言相比已經更接近今天的普通話了，《康熙字典》的出現標志著普通話作為一種獨立的方言的成熟。這些說明了普通話是在滿人入關到《康熙字典》完成這段時期形成的。

《康熙字典》的歷史偉大作用是消滅了8萬多個漢字，盡管今天的微軟公司在很多程度上把漢語的字庫恢復到了十幾萬，但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已經不懂得使用這些漢字了，《康熙字典》的出現同時也標志著漢語及漢語文化衰落的開始。

從“滿清官話”的形成史看，“滿清官話”受滿語的影響主要在語音方面，這是一種不成熟的蹩腳的漢語語音，而在詞匯和語法方面的影響則十分有限，從語言的本質上將，“滿清官話”還是應該歸屬于漢語的一種方言而不應該歸屬于滿語的一種方言，不過這是最糟糕的一種漢語方言。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落地生根，形成“國語”]

“滿清官話”形成后，隨著滿清政權在地域上的延伸，操著“滿清官話”的八旗貴族也就從北京的皇家內城走向中國的每一個角落，于是各地的第一行政長官的口音又成了當地的標準口音。并在當地的上流社會向平民社會不斷地滲透壯大，最終使“滿清官話”成為中國的“國語”。

從地域上來講，中國的北方是滿人活動的主要地區，也是滿語化程度最高的地區。而南方的個別地區，象兩廣、福建等地則由于“山高皇帝遠”而受到較少的影響，這也是南方諸語言讀唐詩宋詞比普通話更壓韻更親切的根本原因，也是清代中國沒有著名詩人的根本原因。

有一點要說明的是，mandarin是從北京內城繞過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國滲透而形成滿清的“國語”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話并不是真正的“國語”――普通話，雖然“外城北京話”一直受“內城北京話”的影響并不斷演變，但是，正如北京的內城貴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兩個互不相容的兩個社群一樣，“外城北京話”和“內城北京話”是跟階級差別一致的互不相同的兩種語言。所謂的“北京話”一直是兩種：“外城話”和“內城話”，而各地方所稱謂的“北京話”實際是指“內城話（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實際是對中國其它方言沒有影響的小語種。

（普通話對漢民族語言的影響）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漢語代表語言地位的確立]

mandarin經過滿清王朝200多年在中國的統治，再經過孫中山政權對“國語”地位的表決，再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憲法上“國家代表語言”條文制訂，普通話――漢語代表語言地位已經是堅不可摧。

（朝代變革和國語的承傳）

[內城話北京話在北京的消失]

從語言史上講，普通話不是北京話，而只是北京的內城話，隨著滿清王朝的解體，北京內城的貴族群體也就在北京城里消失了，因而普通話的真正母體在北京城也已經不復存在了。把普通話硬說成是什么北京話，這在100多年以前可能還有一半正確，但是在今天還這樣說大錯特錯了，因為“北京話”這個概念變了，已經不再是原來的那個“北京話”了。

[普通話話系]

普通話是滿式漢語，但滿式漢語并不就等于是普通話，普通話是滿式漢語的一種而已，滿式漢語是一個大語種，各地滿城的“普通話”是普通話的次方言。滿人入主中國后所形成的滿式漢語并不是單純的一種口音，由于滿人分布于全國各地，因而所形成的滿式漢語多種的，這是因為語言是社會生活實踐的產物，但是，這些各地滿城的“普通話”是以北京的普通話為核心的，這同樣基于社會生活實踐決定語言。由于各地滿城的漢語受當地方言影響程度和各地方言本身差異程度的不同，各地滿城的漢語對普通話的差異不一定就比傳統漢語方言對普通話的差異小。所以，用各地滿城的漢語作為普通話的自然語民是缺乏依據的。

一句話：世界上已經不存在普通話的自然語民！

[普通話定義上的困惑]

大凡世界上的語言有兩種：自然語言和人工語言

[概念]

人工語言是在嚴格的語言學理論的指導下，由某個人或某集體設計出來的語言；

自然語言是一定區域的語民在社會實踐過程中自然形成的語言。

[例子]

人工語言：如世界語；

自然語言：世界上大多數的語言都是自然語言。

[比較]

1，人工語言是先有理論后有語言，而自然語言是先有語言后有理論；

2，人工語言的前提是必然存在它的設計者，而自然語言的前提是必然存在它的語民。

3，大凡一種語言的定義如下：

人工語言的定義是如下的格式：

以XX音為標準音，以XX方言為基礎方言，以XX文為規范語法，由XX（人的姓名）設計出來的語言；

自然語言的定義是如下的格式：以XX區域的語民所說的方言為標準的語言。

4，世界上幾乎所有語言都是自然語言，世界語是人工語言。

[困惑]

根據上面普通話的定義，普通話應該屬于“人工語言”，因而，普通話這種“人工語言”應該具有它的設計者和設計時間。那么，普通話到底是由誰設計出來的？是什么時候設計出來的？

[人工語言？]

普通話不是現在的北京話，也不是什么人工語言。因為100年前的中國完全不具備創造一種象普通話這樣的“人工語言”的學術能力，實踐中也沒有任何個人或任何語言學家群體是真正的普通話之父，在中國的近代語言學者們要努力創造中國的國語――普通話之前，滿清的統治者們如：道光、慈禧等就已經能說一口標準流利的普通話，真正的普通話之父就是他們――滿清北京內城的皇親貴族。

[普通話的定義]

實際上，普通話是自然語言而不是人工語言，這一點在全世界都幾乎沒有什么爭議。然而目前的普通話定義卻仍然使用人工語言的定義方法，學術上的這種張冠李戴未免有有意誤導中國的國民之嫌！這說明了即使不談普通話到底是什么這個問題，普通話的定義也不正確，普通話必須重新定義。

[如果普通話是自然語言]

任何自然語言的考證都離不開說這種語言的語民，考證自然語言史離不開語民遷移史。普通話今天已經是全國人民的共同語言，然而普通話不是沒有歷史的語言。

最初的說普通話的語民到底是那些人？普通話語民從何而來？

放眼現在全中國各地的收錄記載在方言學中的方言沒有一種是普通話，而普通話卻實實在在地存在于語言中，把歷史的時間向前一點可以找到溥儀和滿清的皇親國戚都是說的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沒有語音體系級別的差異)，這說明了在全國的漢語方言語民中，滿清的皇親國戚是唯一可以確實考證到的普通話語民。唯一可信的解釋也正是普通話是滿清的皇親國戚所說的一種語言，這是唯一可以考證的普通話形成的歷史線索，理所當然的是它們必然是形成普通話的語民。

但是問題來了，滿清的皇親國戚在400年前的滿人入關以前并不是說漢語的，為什么滿清的皇親國戚會說不同于任何漢語方言的語言？這就是歷史的奧妙所在！

[普通話和北京話]

明白了普通話的歷史，普通話的概念也就清晰了，其它的“滿語”、“官話”、“國語”、“普通話”、“北京話”和“mandarin”、“漢語”、“方言”這些概念也就不會搞混淆了。從歷史上看，普通話從來就不是現在的北京話，普通話有它自己的歷史。而現在的北京話雖然跟普通話比鄰并一直受普通話的影響和向普通話不斷靠攏，但它從來就沒有真正跟普通話成為一體過，說這兩種話的人也從來都是生活在兩個鮮明不同的社會，所以它們是有區別的兩種漢語方言。

[其它問題：關于普通話的標準化]

普通話是中國人民的共同語言，中國社會需要一種共同的民族通用語，這是社會實踐的基本要求。普通話經過了幾百年的歷史演變和錘煉，這也使得它具備了當之無愧的國家語言資格。國家目前正在推進國家語言的標準化進程，這也是中國社會的實踐的基本要求。標準化需要一個參照語種，也就是需要找出標準化語言的語民，這是起碼的前提。但是，普通話的標準化語言的語民是那些人群呢？這個問題至今仍然是停留在自欺欺人的謊言階段，誠然，國家的安定團結至關重要，但是，技術問題不解決標準化也就成了空話，強行的盲目的推行只能得到相反的結果。目前的普通話標準化進程多為以北京話為參照，但這是十足的指鹿為馬。十分遺憾的是，北京話不具備普通話的那種優越的表達能力，北京話的“兒化音”、“輕聲”等不倫不類的語言垃圾在普通話標準化中的引進已經在國家語言中引起嚴重的混亂，并且嚴重地傷害了各民族各地區國民的感情，并且嚴重地打擊了推普積極分子的積極性。認識和準確地理解普通話的歷史成了中國社會的迫切需要

普通話是如何形成的,起源于中國哪地方

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學者朱文熊提出了“普通話”的名稱，而且明確地給“普通話”下了定義：“各省通行之話。” 清廷1909年規定北京官話為“國語”，民國時期多次制定國語讀音，1949年新成立的北京中央政府確定現代標準漢語由國語改稱普通話。

普通話是現在我國通用的語言，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也開始學習普通話。下面我們就來普通話的由來是什么。

普通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官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的現代標準漢語。“普通話”一詞早在清末就出現了，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學者朱文熊提出了“普通話”的名稱，而且明確地給“普通話”下了定義：“各省通行之話。” 清廷1909年規定北京官話為“國語”，民國時期多次制定國語讀音，1949年新成立的北京中央政府確定現代標準漢語由國語改稱普通話。

“普通話”這個詞早在清末就出現了。1902年，學者吳汝綸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議中國應該推行國語教育來統一語言。在談話中就曾提到“普通話”這一名稱。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學日本時，曾與留日學生組織了一個“演說聯系會”，擬定了一份簡章，在這份簡章中就出現了“普通話”的名稱。研究切音字的學者朱文熊在《江蘇新字母》一書中把漢語分為“國文”（文言文）、“普通話”和“俗語”（方言），他不僅提出了“普通話”的名稱，而且明確地給“普通話”下了定義：“各省通行之話。”當時人們又稱“普通話”為“藍青官話”。元明清以來，北京一直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各地赴京應考、做官、經商的人很多，天長日久，他們也學會了普通話，但他們的北京話，卻有多少雜有地方口音，人們就用“藍青”比喻它 “藍青”比喻不純粹（夾雜許多地方口音）。開始，這種話只能在官場使用，所以稱“官話”。后來，會說官話的人越來越多，稱官話不合適了，民國初年又有了一個新名：國語。解放后，人民政府非常關心漢字改革工作，不僅使“普通話”有了嚴格的內涵與規范（即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京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而且把推廣普通話作為文字改革的一項任務。

普通話是現代標準漢語的另一個稱襲迅呼，各國都有自己的通用語言（用語、首都官話）——無論美國、俄羅斯、印度等國，都是語言方言眾多而推行各國的標準用語以利于人們廣泛交通。中國的國家通用語言是普通話，即漢語普通話，是中國歷代推行的指禪指修正型的首都唯配雅音（區別于首都胡同音）。要區別三個概念：首都雅音即首都官話，首都胡同音，修正型的首都雅音。

北京作為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前后歷時八百多年。由于經濟政治的集中，北京話的影響逐漸增大，地位日益重要。一方面，北京話作為的通用語言傳播到全國各地，成為“官話”，“官話”也就逐漸成了各方言區之間共同使用的“共同語”；另一方面，以北方話為基礎的白話文學作品，特別是元明以來的戲曲，也更多地接受了北京話的影響。這樣，北京話就為漢民族共同語的標準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到了清朝末年，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漢民族共同語實際上已經形成。新中國的普通話以北京官話語音（區別于北京胡同話）為基礎音，加以部分修正（主要是吸收灤平話的特點如直接、清晰、明確）。以灤平話為主要標準——灤平話是北京官話的推行區、記錄區，小小區別于北京胡同話。

普通話是規范化的，是中國法定的全國通用語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9條規定：“國家推廣使用普通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確立了普通話和規范漢字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法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