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歪曲歷史，歪曲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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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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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教科書歪曲歷史

真實原因，從時間上看非常直觀！就是因為彭德懷發動了百團大戰！至于百團大戰錯在哪里？那就該先了解下第二次合作，蔣和共是怎么商悶純量的，從1937到1940年末！共方一直隱藏實力，背后私自闊軍，而到了百團大戰才讓蔣發覺！而發動百團大戰的彭德懷也受到了處分！那么問喊檔題來了，100個團的部隊，隱藏實力，怎么去隱藏？側面的證實了消極抗日。那么問題又來了，偷偷發育，鄭罩亂不能讓蔣發現，那發展部隊的目的是什么？不言而喻，所以蔣發動了皖南事變！最直接的證據就是皖南事變蔣對共的要求，退支黃河以北(黃河以北日軍多才能游擊戰！也就是東北，河北山東。如果你呆蔣的地盤和誰游擊)第二點更直接！要求裁軍，名義上很過分，但是這要求是第二次合作就已經商議某方同意的結果

歪曲歷史

胡繩與近代史研究所

胡繩同志是我們黨的理論家。他的理論興趣廣泛，著述涉及哲學、中共黨史、中國近代史以及時政評論。他不僅是一個學者，還是一個政治活動家，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貢獻了心力。作為學者，他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是他重要的學術貢獻之一。據我所知，他與近代史研究所關系很深，對近代史研究所的發展十分關注。在胡繩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時候，我在這里回憶他與近代史研究所的關系，以作為對他的懷念。其中有些是我親身經歷的，有的是聽說的，可以說是親歷、親聞、親見。我是晚讓嫌輩，對他與范文瀾、劉大年，以及其他近代史所老一輩學者的關系知之不多、知之不詳，我這里回憶的，只是胡繩與近代史研究所關系的點滴而已。

近代史研究所的創始人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范文瀾。胡繩同志自己說，他與范文瀾初次見面是1949年，那時候他們剛進入北京。此后便來往不斷。從近代史研究所印制的《劉大年存當代學人手札》中，可以約略看出范文瀾、劉大年、胡繩信件往返討論學術問題的情形。近代史研究所是1950年5月在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的基礎上建立的。1953年，經毛主席批準，黨中央決定成立一個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它是黨內討論中國歷史問題的機構，不發號施令，由陳伯達任主任。委員會開過一次會，決定加強歷史研究，在中國科學院成立三個歷史研究所。以郭沫若為所長的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所和以陳垣為所長的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就是根據這個決定成立的。以此為序，近代史所改稱第三所。劉大年和胡繩是這個歷史研究委員會的最年輕的成員。從1954年近代史所也就是歷史研究所第三所成立第一屆學術委員會起，田家英、胡繩、黎澍就一直是我所學術委員會的委員。胡繩擔任近代史所學術委員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1985年胡繩同志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前，才辭去了我所學術委員的頭銜。他與我所名譽所長、早他一年去世的劉大年關系密切，常相往來，這是眾所周知的。《劉大年存當代學人手札》收有胡繩寫給劉大年的信，討論詩韻，真情坦率，可見一斑。劉大年幾次告訴我，近代史研究所的學術委員會一定要聘請幾位所外的知名學者，并常舉田家英和胡繩為例。

我第一次見到胡繩同志大約是1975年。當時傳聞胡繩將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擔任領導工作。有虧仿一天胡繩同志到學部召開座談會，我參加了這次會議。會中說起學部的刊物《新建設》，胡繩同志便提起民國初年的《建設》雜志以及后來的《中國建設》雜志，同時如數家珍地談起民國時期的歷史，這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79年近代史所創辦了《近代史研究》雜志，雜志的創刊號發表了胡繩的《義和團的興起和失敗》，這是他即將出版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中的一章，希望借刊物來征求學術界的意見。1981年《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出版。他希望近代史所學者給他提意見，特別給我所丁銷滑纖名楠研究員寫信，懇請批評。我所近代政治史研究室全體研究人員開了兩天會，提出讀后感，雖然對書中若干史實和技術性問題提出了不少意見，但對本書作者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追求的那種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力量深為佩服。當時，政治史研究室主任何重仁幾次告訴我，他為胡繩著作中體現出來的理論深度和高度的概括力所深深折服，反復研讀，反復琢磨。據說胡繩曾對劉大年說，他的書不是中國近代史的正史，正史要由近代史研究所去寫，所以他不用“中國近代史”一類的書名。可惜，直到今天，近代史研究所也沒有寫出一本完整的中國近代史的“正史”來。這是需要近代史所的學者們反躬自省的。

1982年，胡繩應邀率團去美國芝加哥參加學術討論會，在為數不多的成員中，有近代史研究所的一名中年研究人員。在芝加哥，胡繩為首的中國大陸學者與秦孝儀為首的臺灣學者有過學術上的正面交鋒。此行對于促進兩岸中國近代史學者的相互了解，對于推動兩岸中國近代史學者的學術交流，良有裨益。

1985年初，近代史所副研究員王來棣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就辛亥革命的評價問題發表了與胡繩同志商榷的文章。不久，胡繩就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來棣很緊張，有人說，“得罪權威，早晚要倒霉”，好像發表了與胡繩不同意見的文章，就是捅了馬蜂窩。王來棣趕忙寫信給胡繩同志，申述這種擔心。胡繩于5月10日給王來棣復信，說明她的“顧慮是完全不必要的”，并且心平氣和地就王來棣提出的問題進行學術討論。胡繩在信的末尾說：“我作為您所評論的書的作者，雖不盡同意您提出的基本論點，但是還是認為您的文章發表是很好的事。您的文章不但能引起讀者思索有關的問題，而且對于書的作者也是有益的，這將促使作者進一步考慮您所提出的問題。”這封信，經胡繩和王來棣同意，發表在同年的《近代史研究》第6期。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和他領導下的一個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就學術問題進行完全平等的討論，這對于促進學術界的百家爭鳴和形成良好的學術氛圍，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此后，胡繩對我所王慶成研究員有關洪秀全早期思想的研究文章，對余繩武研究員有關中外關系史的研究文章，都有過明確的贊揚意見。

1986年，北方某學術刊物發表了一篇貶低鴉片戰爭中林則徐抗英作用的文章。胡繩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曾指示近代史所要有所作為。近代史所所長余繩武在所內召開了一次學術討論會，與會學者對這篇文章提出了批評。會后，我結合這次會議的討論，寫了一篇反駁文章在當時的《紅旗》雜志發表。這篇文章采用說理的辦法，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依據鴉片戰爭的歷史事實，進行了有理有據的反駁，后來為多種書刊選用。

1987年，我所研究員陳鐵健在《歷史研究》發表了一篇討論紅軍西路軍的論文，引起了黨內高層的反應。刊物和作者本人都感到緊張。當時的所長余繩武同志后來告訴我，胡繩同志在院里召開了一個小會，參加人除了院里負責史學工作的副院長和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外，還有作者、《歷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主編、刊物的責任編輯等。胡繩宣讀了楊尚昆、李先念和鄧小平等同志此前關于西路軍問題的批示，然后說，研究無禁區，作者在研究中沒有犯什么錯誤，但是已經有了發表黨史研究文章的刊物《中共黨史研究》，《歷史研究》以后就別再發表黨史文章了。胡繩作為院長并沒有對作者提出批評，他只是說，這類問題中央已經有了意見，我沒有向你們傳達，責任不在你們，對學者采取了保護的態度。

1990年，是近代史所建所40周年。所里決定以學術形式紀念自己的節日。我們辦了兩件事，一是鑄了一個范文瀾銅像，以示景仰與懷念；二是召開了一次國際學術討論會，以擴大近代史所的影響。范文瀾銅像揭幕儀式，胡繩同志前來出席，并在儀式上發表了即席演講。這篇演講高度贊揚了范文瀾用馬克思主義開拓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功績，對范文瀾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批老學者表示了深深的懷念。這篇演講后來收在《胡繩全書》第3卷。我們在那年9月舉行“近代世界與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胡繩同志應邀前來出席開幕式，并在開幕式上發表了《關于近代中國與世界的幾個問題》的演講。這篇演講是事先準備好的，演講后，胡繩稍做了一點修改，交給我，囑我送《人民日報》發表，后來收在《胡繩全書》第3卷。2000年5月，是近代史所建所50周年紀念，我們開了一個會來慶祝。這時候，胡繩同志身體不好，我們不敢、也不忍心再邀請他親臨指導了。

胡繩同志對近代史所的工作非常支持，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近代史所從他那里得到的支持是最多的。我們研究所召開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只要我們邀請，他都積極參加，并且發表演講，演講稿從不需要別人代擬。前述近代史所成立40周年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如此，1991年9月我們在沈陽召開“九一八事變”6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也是如此，1993年1月我們在北京召開“近百年中日關系”國際學術討論會還是如此。他說過，你們開國際討論會，我去替你們接待外賓。所以，那幾年我們召開的國際討論會，都要單獨宴請海外學者，請胡繩、劉大年同志做東。這樣做對擴大近代史所在國外的影響很有好處。1996年中，考慮到近代史所在香港史研究中有一定成績，我們打算在香港回歸前后在香港召開一次有關香港歷史的國際學術討論會，需要籌集資金。我給胡繩同志寫信，匯報這一想法，并希望借重胡繩同志的名望向香港的商業巨頭尋求資助。沒想到，胡繩同志極為痛快，允諾替我們設法。他要我給他寫封信，正式提出這一要求，并且建議直接向一位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的香港富商提出。對我這封信的寫法，他幾次親筆修改，然后退給我重新打印。胡繩同志在我這封信上寫上批語，希望這位副主席有所措手。大約在這年8月，在北京舉行的一次會議上，胡繩親手把這封信交給了這位副主席。不知道出于何種原因，這位副主席沒有理睬我們的要求。這年11月中旬，在廣東翠亨村舉辦的孫中山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我向胡繩同志報告香港這位富商沒有任何表示。這時候我明顯地感覺到胡繩同志面露失望的神色。有關香港史的國際學術討論會于1997年12月在香港大學召開，雖然我們指望的資助沒有拿到，但胡繩同志對這次會議的關注和熱情，令我們十分感動。

胡繩同志對近代史所的學科結構、人才狀況十分了解。1991年中，他曾到近代史所發表演講，談他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些想法。在談到近代史所的工作時，對近代史所中外關系史研究很稱贊。十年來，由于老成凋謝，新的研究人才接續不上，雖然我們力求吸引新的人才，中外關系史研究仍然沒有恢復到興旺的時期。我作為所長，深感愧疚！

大約1990－1991年間，胡繩同志提出在近代史所組建當代中國史研究機構。那時候近代史所所長是王慶成同志。王慶成同志與我商量后，我們起草了報告，論證了開展當代中國歷史研究的必要性，建議先在近代史所組建當代中國史研究室，然后發展到當代中國史研究中心、當代中國研究所和國史館。這個報告送到院里以后，便沒有下文。我沒有就此事再問過胡繩同志。我后來想，也許是鄧力群同志組建的當代中國研究所已經有了眉目，我們這里的設想就不便再提起了。

1996年初，我曾隨金沖及和廣東社科院院長張磊同志，到胡繩同志家里，商量以孫中山研究會名義，借孫中山誕辰130周年的機會，在廣東翠亨村召開一次國際學術討論會。那時候，胡繩同志身體很好，頭腦清楚，對討論會召開的主旨，指示得很清楚。這年11月中，討論會在翠亨村如期召開，胡繩同志出席。但是，我感到他臉上浮腫，步履緩慢，身體大不如前了。后來聽說，半個月后他住進醫院作肺癌切除手術。

1997年，我曾三次給胡繩同志寫信。一次是4月，因為近代史所的所刊《近代史研究》將在8月滿100期，考慮到創刊號及創刊號后都曾發表過胡繩的文章，我和編輯部期望胡繩同志能在100期上發表文章或者題詞。這對刊物和讀者將是很大的鼓勵。我在信中說：“《近代史研究》同國家的改革開放一起起步，十幾年以來，在推動中國近代史的學術研究方面，苦心經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您的大作，自創刊伊始，多次在該刊發表，深受讀者歡迎。茲逢百期之會，您似不能無文。您無論是給他們寫幾句話，或賜一墨寶，編輯部都將無比高興。編輯部在6月15日以前收到，便能趕上制版印刷?！苯Y果我們準時收到了胡繩同志寫的題詞。我后來從胡繩秘書那里知道，他寫這個題詞時，正抱病出席江蘇鹽城舉行的胡喬木銅像揭幕儀式，因化療用藥過重，白血球降到很低，昏睡了一整天。稍好一點，勉強寫出了這個題詞。這個題詞中，胡繩同志對《近代史研究》創刊100期表示祝賀，同時謹重提一個建議：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這以后的三十年，視為一個整體，總稱之為“中國近代史”，是比較合適的。這樣，中國近代史就成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歷史，有頭有尾。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歷史可以稱為“中國現代史”，不需要在說到1840－1949年的歷史時稱之為“中國近現代歷史”。

這個題詞發表后，對統一中國近代史學界的認識很有好處。我根據胡繩同志的意思，撰寫了題為《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淪”、“上升”諸問題》的文章，1998年初在《光明日報》發表了摘要，同年在《近代史研究》第2期發表全文，也引起了學術界注意。

第二次是9月11日，我給胡繩同志寫信，信中說：“大著《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再版，對近代史學界是大事。我不揣淺陋，寫了一篇書評，未必說到點子上，只是表達我的讀后感而已。不妥之處，尚祈不吝指正。我把自己的論文編了一個集子，名為《追求集》，已商妥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特敬請您為拙著書名題賜墨寶，以增光寵。附上《追求集》目錄，請過目?！?0月初，胡繩同志的墨寶就送來了?！蹲非蠹?998年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胡繩同志題寫的“追求集”三個蒼勁有力的墨筆字印在書的封面上，給這本論文集增添了莫大的光榮。與墨寶同時送到的還有胡繩同志的一封親筆信，他對我寫的書評表示感謝，同時說明武昌首義后，湖北軍政府中是否設立了“謀略處”，他沒有看到我寫的文章，要我把這篇文章送給他一閱。原來，我寫的書評中，高度肯定了《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修訂再版的意義，指出：

無論是《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還是《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都充滿了一個深深參與、密切關注現實政治生活而又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大學者、大專家的聰慧和眼力。他處理復雜的近代史料，往往居高臨下，給人以駕輕就熟、游刃有余的印象。他的著作，不是專門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寫的，沒有單純學術著作所常有的古板、書卷氣和學院氣，因而能為有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廣大干部和各行業讀者所喜讀。學者們，尤其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們，總是把它置于案頭，常加參考。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從1981年初版到1997年再版，作者始終堅持了他在探討中國近代史發基本規律時所使用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堅持了他在表述中國近代史發展基本規律時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意見。有些具體的結論學術界或許還將會有種種討論，但是他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指導原則，我以為是值得學者們認真加以參考的。

在這篇書評中，我還從中國近代史學者的眼光，指出了修訂再版中一些技術性的錯誤，特別對修訂再版保留了湖北軍政府下存在謀略處一節提出了批評。我在書評中說，至少有兩篇文章對謀略處是否確實存在，提出了嚴重的質疑，其結論是：謀略處是不存在的。其中有一篇是我在1987年發表在《歷史研究》上的文章：《湖北軍政府“謀略處”考異》。我在書評中說，“《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作者是很注意近代史研究的進展的，不可能沒有注意這兩篇文章。作者修訂再版時沒有采納這兩篇文章的論點，可能對相關的結論仍然存疑。不過，上述新的結論，十年來沒有人起來推翻它，應該可以說經得起學術界的檢驗了。過分謹慎未必是對待學術進展的積極態度?！焙K同志的信，很謙虛地表示他確實沒有看到質疑謀略處的文章。順便說一下，我寫的這篇書評在胡繩同志80周歲時在《光明日報》發表了。但是只是摘要，而摘要把我對再版的批評全部刪去了。我很感謝《中共黨史研究》全文發表了我的書評，保留了我對再版書的批評。我認為，胡繩同志是愿意看到這樣的批評的。

第三封信是10月6日寫的，我感謝胡繩同志對《追求集》的題簽，同時把我寫的有關中國近代史分期的文章、質疑謀略處的文章以及幾首詩送給他。謀略處的文章是他要過的，其他的東西，可能會干擾他的清聽，妨礙他的休息，我很慚愧。

胡繩同志對近代史所有關心，也有批評。1998年10月12日，胡繩同志在北京對“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課題組談話時，談到中國近代史上的現代化以及是否用現代化作為主題寫中國近代史問題。他說：“用現代化作為一個線索串起來寫中國近代史，我倒是贊成，是可以這樣寫，但講近代史，講現代化問題，也離不開階級、階級斗爭。另外，這幾年我發表好幾篇文章，說現代化和開放都有一個殖民地和獨立國家的問題。作為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來實現現代化、對外開放，這和一個獨立國家的開放性質是完全不同的。我這個意見說過好多次，可是我們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好像也不大熱情，我很希望他們寫點東西。后來我就想，如果我現在來寫以現代化貫穿的近代史，到底怎么寫法？照我看還是要有階級斗爭的。寫近代史，階級、階級斗爭逃不了。”

我對胡繩同志在這里講到的基本觀點完全贊成。據我所知，近代史所名譽所長劉大年同志在去世前，就中國近代史上兩個基本問題，即民族獨立和現代化（劉大年用的是近代化）問題幾度寫過文章，發表過意見。我本人也多次討論過這個話題，如，1984年在《歷史研究》第4期發表的《中國近代史的“兩個過程”及有關問題》、1987年在《紅旗》雜志第6期發表的《也談近代中國的“開關”問題》、1996年在《當代中國史研究》第6期發表的《“告別革命”說錯在哪里》等文章都涉及這個問題。當然，這些還說不上討論，我想胡繩所期待的正是的討論。所以，胡繩同志這個批評很值得我們重視。

最近幾年，胡繩同志養病，我一直不敢去看他，深怕打擾他休息，期望他有一個安靜的環境，盡快康復。1995年中，胡繩同志在301醫院做大腿的外科手術，我曾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鄭惠同志去看過他。這是惟一的一次。2000年3月，我聽說胡繩同志自外地回京休息，曾給他寫信，代表近代史研究所和我個人表示問候，同時報告近代史所的同志們正在準備按照他提出的中國近代史的時限框架，撰寫一部完整的《中國近代通史》。但是這時候，他的身體已大不如前了，我沒有收到他的回信。

胡繩同志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大師，是用馬克思主義開拓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先鋒，他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貢獻是需要認真加以總結的。2000年11月5日胡繩同志不幸逝世后，中國社會科學院曾經召開追思會，我在那次會議上有一個簡短發言，初步評述了胡繩同志在創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近代史學科中的功績。我在那個發言中說過：“胡繩同志、范文瀾同志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指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先行者，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近代史學科的開拓者。范文瀾1943年在延安發表《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1945年發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1946年在冀中根據地出版《中國近代史》上冊，這是代表在革命根據地延安的馬克思主義者對近代中國歷史的探索。范文瀾是老一輩學者，由于革命事業的需要，他從一個經學家轉變為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又進一步轉變為近代中國歷史的探索者。胡繩同志1937年發表《“五四”運動論》，1939年發表《論鴉片戰爭》，1948年在香港出版《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代表了在革命根據地以外從事革命活動的馬克思主義者對近代中國歷史的探求。胡繩發表《“五四”運動論》時只有19歲，還是一個風華正茂的少年，出版《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也不過30歲，他的這本著作在解放后長期被作為學習和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青年的經典讀物。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冊在北方的根據地出版，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在南方的香港出版，標志著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研究和探索中國近代史的成功，為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建立和興旺發展，奠定了扎實的基礎。”現在看到剛剛出版的《童稚集》（胡繩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發現胡繩同志在1936年18歲的時候就發表了《〈中國近代史〉評介》一文，表明他已經開始嘗試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解釋中國近代史了。這時候，范文瀾的研究方向還沒有轉移到中國近代史研究上來。因此胡繩一生對中國近代史的貢獻，需要特別引起重視，需要總結。我現在提出這個題目，希望以后有機會來做這個題目。這是我的愿望。

（本文根據2001年10月30日在湖北襄樊市舉辦的“胡繩同志逝世一周年座談會”和11月5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辦的 “紀念胡繩逝世一周年”會議上的發言修改而成。）

歷史吧

胡繩（1918年1月11日－2000年11月5日），原名項志逖閉氏、筆名蒲韌、卜人、李念青、沈友谷等，中國著名哲學家、近代史專家，祖籍安徽歙縣，籍貫是浙江錢塘，出生于江蘇蘇州。

早年就讀于蘇州中學，1934年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

1937年后，歷任武漢《全民周刊》等刊物編輯，《鄂北日報》社主編，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員，生活書店編輯，《讀書月報》主編。

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1年在香港任《大眾生活》編輯。

1942年后，在重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員，《新華日報》社編委。

1946年后，任中共上海市工委文委委員，香港生活書店總編輯。

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教材編寫組組長，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副主任，人民出版社社長，政務院出版總署黨組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

1955年至1966年，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紅旗》雜志社副總編輯。

1975年后，先在國務院研究室及毛澤東選集工作小組工作，后任毛澤東著作編委會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副秘書長，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五屆全國旁慧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2000年11月5日8時1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82歲。

著有《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現實主義當代流變史》、《馬克思主義與改革開放》、《童稚集》、《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理性與自由》、《歷史和現實》、《棗下論叢》、《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轎啟散建設社會主義?》等、出版有《胡繩文集》、《胡繩全書》。

大明風華歪曲歷史

1940年10月19日，蔣介石指使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總長名義致電八路軍朱德、彭德懷和新四軍葉挺、項英，強令將在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于1個月內開赴黃河以北。這明顯地暴露了國民黨制造分裂、挑動內戰的險惡用心。11月9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復電何應欽、白崇禧，據理駁斥了國民黨的無理要求，但為顧全大局，仍答應將皖南新四軍部隊開赴長江以北。而蔣介石對此不予理睬，仍按原定計劃密令第三戰區顧祝同、上官云相將江南新四軍立即“解決”。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軍軍部直屬部隊等9千余人，在葉挺、項英率領下開始北移。1月6日，當部隊到達皖南涇縣茂林地區時，遭到國民黨7個師約8萬人的突然襲擊。新四軍英勇抗擊，激戰7晝夜，終因眾寡懸殊, 彈盡糧絕，除傅秋濤率2000余人分散突圍外，少數被俘，大部壯烈犧牲。軍長葉挺被俘，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突圍后遇難，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這就燃念橋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是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事變發生后，蔣介石于1941年1月17日發布命令，宣布新四軍為“叛軍”，取消新四軍番號，下令進攻新四軍江北部隊。中國共產黨對此進行了堅決的回擊，命令重建新四軍軍部，任命陳毅為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不久，新四軍新軍部在蘇北鹽城正式成立。隨后，新四軍擴編為9萬余人。同時，毛澤東以中央軍委發言人的名義發表談話，揭露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的真相。在一片反對聲中，國民黨蔣介石集團更陷于孤立。1941年3月，蔣介石被迫“保證”決不再有“剿共”的軍事行動。至此，國民黨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徹底擊退。

項英與皖南事變

1941 年l 月15 日，即在皖南事變大規模戰斗結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尚未與皖南被圍、突圍人員取得任何聯系，對新四軍皖南部隊傷亡、被俘情況尚不清楚的情況下，匆匆發出了一個關于項（英）袁（國平）錯誤的決定。認為‘此次失敗，乃項、袁一貫機會主義領導的結果”，并加以“不服從中央”、“陽奉陰違”、“自尋絕路”等罪名，而且與叛徒張國熹相提并論。從此，項、袁的革命業績，包括他皮猛們對創建和發展新四軍所作出的重要貢獻，被一筆抹煞。但這個決定并不是最后的決定，因為這個文件的最后一條寫道：“將項、袁錯誤提交黨的七次代表大會討論議處?！笨芍两褚蚜嗄?，經歷了十次黨的代表大會，均未討論議處。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久，史學界和新四軍的老同志就提出重新評價項英的問題。上世紀80 年代初，根據小平同志指示，中美雙方達成翻譯出版〈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協議后，由我方重新撰寫我黨我軍歷史和人物條目。有一天，胡繩同志主持開會討論編寫中的一些問題。姜椿芳、劉尊棋、李琦、廖蓋隆等一二十位同志參加了這次會議。這時，中央檔案館剛剛公開出版了有關皖南事變的電報。李維民在會上提出，這些電報充分證明了當年把新四軍在皖南事變中遭受損失的全部責任推到項英身上是不公正的，請示在項英條目中應當如何表述。當時重新評價項英的條件尚不成熟，富有經驗的胡繩同志表態說：’ ’既然是簡明百科全書，字數不能太長，皖南事變的事就不要寫了。”這是第一次在正式出版的關于項英的條目中，沒有提他在皖南事變中的責任。1982 年，開始編寫《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王輔一負責撰寫項英條目。對于皖南事變問題如何表述，經過許多同志集體討論，1984 年12 月先后經胡繩、余秋里、楊尚昆、胡耀邦同志一一審定，對項英的歷史功績作了充分的肯定，對于他在皖南事變中的責任只寫了‘負有責任”，而不是全部責任或主要責任，糾正了當年的片面指責。后來，王輔一根據中央和軍委審定的項英條目的基本評價，寫出42 萬字的《項英傳》高運，1995 年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1998 年5 月13 日，經黨中央批準，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紀念項英誕辰100 周年座談會，吳邦國、曾慶紅、張震等同志參加了這次會議。遲浩田同志代表中央和軍委發表講話，對項英的一生作了全面的評價。指出：’ ’項英同志是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黨和紅軍早期的領導人之一，新四軍的創建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抗日戰爭的名將之一”。

關于如何評價項英和皖南事變的問題，本來已經解決了。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黨史研究領域取得的一項重要成果?？墒?，2003 年8 月在央視一臺播出擬新四軍》電視劇，繼續沿用片面指責項英的錯誤觀點，在北移的時機、路線等問題上，給人以中央三令五申，葉挺每每提出正確主張，卻被項英一一否決的印象，嚴重歪曲了歷史真相，誤導了廣大觀眾。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再寫此文以正視聽。

關于皖南事變前新四軍皖南部隊何時北移，如何北移，選擇什么路線，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雖然中央早有新四軍向北發展、向敵后發展的方針，但由于情況瞬息萬變，指示也是不斷變化的。僅在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北移的前兩個月內，項英就接到過各種不同的指示。1940 年11 月9 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名義答復國民黨方面，表示新四軍皖南部隊將‘遵令北移”江北。第二天，即11 月10 日，毛主席致電葉、項，要葉挺去與顧祝同談北移問題時，要以要求國民黨兩個軍停止東進，不要進攻皖東，為談判‘第一位問題”。H 月21 日中央給葉、項指示：’ ’你們可以拖一個月至兩個月（要開拔費、要停止江北進攻），但須認真準備北移。”同日，毛主席對當時的形勢作了這樣的分析：’ ’只要蔣介石未與日本妥協，大舉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嚇我讓步，… … 除嚇以外還有一個法寶即封鎖，此外再無其他可靠辦法… … 我早要北移，但是偏要再拖一兩個月?！盚月24 日，中央致電葉、項：“你們必須準備于12 月底全部開動完畢。希夷（即葉挺）率一部分須立即出發?！钡?1 月30 日，毛主席又作了如下的分析：“此次反共規模不會比上次大，只會比上次小，… … 馮玉祥的估計是不正確的，所謂惹急了他會撕開臉皮亂打，這是被蔣之流氓嚇倒了的話，其實蔣是精于計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嚇人，并不用以決定政策?！蓖?，毛、朱致電葉、項：“你們29 日的布置很對。· · … 日蔣決裂，日汪拉攏，大局從此有轉機，蔣對我更加無辦法，你們北移又讓他一步，以大勢判斷，蔣（介石）、顧祝同）是不會為難你們的，現在開始分批移動，12 月底移完不算太遲?！?2 月3 日，毛主席打電報問項英：’ ’軍部及皖南部隊被某方襲擊時，是否有沖出包圍避免重大損失的辦法，其辦法以向南打游擊為有利，還是以向東會合陳毅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絕對不可能?！?2 月6 日，中央又確定項英先去重慶，然后和周恩來一起于1941 年1 月巧日前到延安參加“七大”。12 月14 日，中央給葉、項指示：’ ’ （一）蔣介石為使我軍移動不發生變化起見，確已命令顧祝同通知各軍加以協助，故阻礙是不會的，但你們仍需注意警戒。（二）移動時間蔣限十二月底移完，我們正交涉展限一個月，但你們仍須于本月內盡可能移畢。（三）速向顧祝同請領應得之晌彈。”12 月18 日中央指示：“項（英）、曾（山）二人暫勿離開軍隊?！痻 ’希夷及一部人員北上，望速作部署。”12 月25 日，毛主席發的通報還認為：’ ’蔣介石內外情況只能采取攻勢防御，大吹小打，故復電指復蔣方電報）以拖為宜，拖到一月底再說，… … 只要蔣不投降，大舉進軍是不可能的，始終不過是大吹小打而已?！比欢钅系男蝿菀讶遮厙乐兀捎谛滤能娷姴吭趪顸h第三戰區顧祝同的防區之內，葉挺曾多次去見顧祝同、上官云相，商定了軍部北移的路線、時間等問題。但顧祝同忽然改變態度，項英急電中央：’ ’近顧忽令我軍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軍事布置，皖南頑軍之暗中調動，對我包圍，阻我交通，并故意對彈藥遣散費之推讀，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難我們，而便于進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對付皖南?！?… 部隊早已整裝待發，兩方交通因敵頑兩方面不能順利北渡?！?… 情形如此，我們的行動應如何？請考慮后即速示，以免陷于進退兩難之境地。”中央接到項英電報后，于12 月26 日復電項英等，沒有回答項英的請示，只是嚴厲地批評：’ ’你們在困難面前屢次向中央請示方針，但中央遠在一年前即將方針給了你們，即向北發展，向敵后發展，你們卻始終借故不執行，最近決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動中的困難，要你們自己想辦法，有決心?！?2 月29 日項英又接指示：“ （一）同意直接移皖東分批渡江，一部分資材經蘇南。（二）頭幾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領，希夷可隨中間幾批渡江，項英行動中央另有指示?！痹诳滩蝗菥彽那闆r下，項英與葉挺等決定1941 年1 月4 日全部北移，并得到中央的同意，7 日在轉移途中遭到8 萬國民黨軍大規模的進攻，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上述經過說明，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陰謀缺乏警惕和決策失誤的并不止項英一人，把皖南失敗的責任全部歸罪于項英是不公正的。雖然《新四軍》電視劇在一些具體方面試圖從正面塑造項英的形象，但在皖南事變這個關鍵問題以及進軍敵后和部隊建設等許多重要問題上歪曲和貶低了項英。電視劇還把事變前從未當過項英隨從副官的孫厚忠真名劉厚總）安排在項英身邊，并虛構了項英袒護劉厚總的許多情節，目的是說明項英革命警惕性不高，用人不當，自食其果。事實是，皖南事變前，項英身邊根本就沒有副官，劉厚總是在副官處第三科管木工班和飼養班的副官，在皖南事變突圍途中劉厚總偶然遇到項英一行，才和項英一起行動。劉厚總經不起兩個多月艱苦環境的考驗，起了圖財害命之心，于3 月14 日槍殺了項英和周子昆，攜款潛逃。其結局也不是被電視劇虛構的余秀英打死，而是跑到國民黨那里去報功，遭到冷遇和長期監禁。

項英是一位革命意志非常堅定的革命家，深受指戰員尊敬和愛戴。1930 年12 月底，項英根據六屆三中全會后黨中央的決定到達中央蘇區，就任蘇區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并代理蘇區中央局書記。1931 年1 月16 日，在蘇區中央局正式成立后的第二天，他就發出蘇區中央局通告第二號，以非凡的革命膽識和勇氣，糾正蘇區和紅一方面軍肅AB 團擴大化的錯誤，提出用解決黨內矛盾的方法來解決當時出現的問題，盡管遭到六屆四中全會后黨中央的反對，其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和軍委主席職務被撤銷，但歷史證明項英糾正打AB 團錯誤的指導思想和做法是正確的，是長期被埋沒的一大歷史功績。1934 年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后，中央領導人都隨主力部隊走了，項英奉命留下堅持斗爭，他作為留在蘇區的第一把手，和陳毅等同志一起，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下領導了南方三年游擊戰爭。1937 年12 月13 日，中央政治局在《對于南方游擊區工作的決議》中指出：“項英同志及南方各游擊區主要的領導同志，以及在游擊區長期艱苦斗爭之各同志，他們的長期艱苦斗爭精神與堅持為解放中國人民的意志，是全黨的模范。政治局號召全黨同志來學習這些同志的模范?！表椨⒄睙o私，原則性很強。1939 年5 月，他從來自上海地下黨的揚帆那里了解到藍萍即江青）在上海時表現不好，在政治上、生活作風上都有問題。項英立即打電報向黨中央反映，并講到此人不宜做毛主席的夫人。此時江青已與毛澤東結合，項英提出這個問題顯然會得罪人，但他直言不諱，這種遠見卓識和剛正不阿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